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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张树江与陈伯寅房屋租赁案的批复

1981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0）沪高民申字第48号函收悉。关于函中所请示的问题，经我们研究认为，根据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1965年2月1日《关于处理二房东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第七条的规定，考虑到目前张、陈二户的居住现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分户给张树江一间亭子间居住为宜。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张树江与陈伯寅房屋租赁纠纷案的请示报告 （80）沪高民申字第48号
最高人民法院：
被告陈伯寅（第八帆布厂退休职工）于1951年租赁了绍兴路96弄9号三楼前后两间住房，前间朝南连阳台20．2平方米，由3个子女住；后间朝北15．2平方米，陈夫妇自住。半年后，陈的连襟即原告张树江（瑞金医院医生）之父为便利治病寄住到陈家。随后，张母、张弟与张本人也先后住过。户口都迁入，与陈的3个子女同住前间，并长期搭伙在陈家。1953年张母自行租赁同弄内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供张树江与弟同住，户口未迁。1956年张弟在此屋内结婚，张又住回陈家。陈因子女长大，住房困难，于1960年又租赁同幢房子的三楼亭子间（11．4平方米），由张树江与陈的长子同住。1965年陈长子去云南后，此屋便由张独住，但陈仍放有家具在内。张父继续与陈两子女同住前楼，张母1965年起常住苏州（户口未迁）。
陈每月房租8元，张住陈家是不付房租的。陈与张的老家都在苏州，陈在苏州的家具什物一直堆放在张苏州的私房中。自1958年国家在苏州另行安排公房给张后，陈的家具就放在张的公房里，每月付给张那间公房的房租6元（此房已于1978年还给张），从此张也开始贴补陈房租3元。1977年张父去世，两家纠纷公开化，张树江以两家合租为由，要求分租立户，并于1977年向卢湾区法院起诉。区法院会同双方组织、里弄、派出所、房管所等有关单位一起调解，认为租赁权是陈的，张无权分房，但为了解决纠纷，照顾张无房居住的困难，经陈同意将亭子间给张分租立户，因张不同意，调解不成。后来，区法院认为房屋租赁权是陈的，但双方共同使用已有28年之久，张也是实际使用人，故以三间房屋分成两组，前间（包括阳台）一组，后间与亭子间一组，由陈家先挑，陈认为这样分组不合理而拒绝，于是第一审判决张住前间，陈住后间与亭子间。
陈认为自己是为了照顾张家便利治病，给予寄住的，反而给分去了一间面积最大，朝向最好的房间，不服原判向中院上诉。中院审理后考虑到张与其母两人住亭子间面积太小，欲调解给后间，张又执意不从，中院便维持原判，陈向高院申诉。
我院认为，陈的租赁权应得到保护，第一、二审判决不当，故撤销第一、二审判决，发回卢湾区法院重审。但张及张的单位到处写信，坚持要维持原判。而区法院经再审也认为，张寄住了28年已形成实际使用人，取得了租赁权，打算维持原判。
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张虽住陈家二、三十年，但性质仍属寄住。根据是：一、租赁契约户名是陈家的。二、户口资料中记载张家迁入户口是为了“便利治病”、“寄住”。三、20几年张一家搭伙在陈家，从不独立开伙。四、张向自己组织、向苏州房管部门申请房屋亦说是寄住在陈家的。陈家出于对亲戚的照顾，还可从他们居住的实际情况中看出：张父一直是与陈子女混住前间，张从1965年起虽独住亭子间，但陈的家俱仍存放在亭子间内。因此，陈家的租赁权是明确的，应当受到保护。至于实际问题的处理，根据上海市人委批发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1965年2月1日《关于处理二房东问题的请示报告》第七条规定“对于确实为了照顾亲友居住困难，挤出一部分公管房屋让给亲友居住没有中间剥削的，在处理的时候可以根据他们的自愿，分户同房管部门建立租赁关系，也可以不分户，由房管部门在管理资料中注明备查”的精神，由于张在上海确无住房可迁，张又长期居住亭子间，陈也愿意将亭子间分户给张，因此，原则上应维持居住现状，张继续居住亭子间是比较合理的。
鉴于这件纠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院上下之间又意见不一致，为慎重起见，特此请示。
1980年12月29日


《物权法》不应当忽视农村私有房产的抵押权问题

北京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律师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将私有住房用于抵押的情形，司法中也出现过几起相关案例。然而目前司法界和法律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认为：因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按照一般土地和房屋不可分的房地产理论，建筑在农村宅基地之上的私有住房亦不能用于抵押。我国《担保法》第37条第二款也规定，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其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但是我国《担保法》也从未对农村私有住房不能用于抵押作出过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房地产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动产物权方面已经出现了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的法律概念，建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企业厂房等建筑物也开始有条件允许抵押，传统的房地不可分的理论实在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形式和法律体系完善的需要。对于农村私有房产，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应当作出明确规定，允许产权明晰的农村私有房产可进行抵押，并且应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私有住房抵押登记制度。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村私有住房和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农村私有住房是我国公民（主要是农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公民对其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宪法》等相关法律保障公民对其私有房屋的所有权，允许其合法进行买卖、转让和继承等。农村宅基地所有权是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目前我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私有，只能表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形式。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又称“房基地权”）是指农村居民（农业户口）依法对批划给自己的土地上享有的建造房子、宅院等建筑物并对该地域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目前我国法律允许的不动产抵押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即然允许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进行抵押，那么为什么集体土地使用权就不能抵押呢？即然允许乡（镇）、村企业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与地上厂房建筑物一并抵押，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属于私人所有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建筑其上的私人住房不能一并抵押呢？如此差别待遇和限制，显然不符合法律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予以保护的逻辑吗？

第二、农村私有住房具有充当抵押物的一般特征。其一、其具有交换价值，易于变现，用于抵押后债务人可因该项财产获得信用但仍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其二、其属于不动产，债权人取得担保物权后无须负保管义务，省却许多烦劳，在经济上极为合理；其三，能够充分发挥农民对自主物的财富效应，因目前在我国农村，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许多农户拥有造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私人住房，如此巨额的私人财产如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抵押担保作用，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无疑是财富的一种巨大浪费，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

第三、农村私有住房进行抵押不会损害农民集体的利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取得是基于目前我国农民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可以理解为我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而享有的一种特殊权益。目前我国农村居民还不能像城市居民（非农业户口）一样享有住房、就业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福利政策和法律保障。既然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我们就不能仅以农村宅基地暂时无偿取得为由而禁止将在该宅基地上建起的私人住房用于抵押；既然目前已允许城市居民可以将私人住房用于信贷抵押，就不应把同属公民私人合法财产的农村私有住房排除在外，否则，定会给人以“差等公民待遇”之嫌。在农村宅基地批划日趋紧张的今天，在抵押权实现时，没有宅基地的集体成员完全可以优先享有购买抵押房屋的权利，使宅基地使用权仍留在集体成员中；在金融信贷机构占有抵押房屋后，也可通过租赁的方式将其租给集体成员使用；在农村私有住房抵押权普遍实现时，不同集体成员可相互购买对方集体成员的私人住房从而实现相互使用对方宅基地利益的平衡。凡此种种，怎幺能说将农村私有住房用于抵押就损害集体的利益呢？

第四、将农村私人住房进行抵押，对金融机构来说，信贷资金的风险非常易于控制。我国农村每户仅有一处宅基地，将自己仅有的私人住房用于抵押取得贷款后，抵押人会非常清楚不能偿还借款所面临的法律后果，从而迫使其充分发挥一切潜能，更加珍惜和合理使用来之不易的借款。而且在我国这样一个亲情和友情都较为浓郁的国度，即使偶有抵押人不能依约还款的情况，亲朋好友也会积极帮着想办法，一般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居无定所。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出现和发展的个人信贷、买房按揭贷款等其信贷风险之低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毕竟农民通过此种方式所取得的私人借款数量有限，而且放款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管理机制，加大对这种借款的用途和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从而将其信贷风险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第五、鼓励和发展将农村私有住房用于抵押对搞活农村经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我国目前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住在农村，这些人口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中国要真正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缩小城乡差别，让更多的农民走上富裕之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广大农民兄弟姐妹也正在积极寻找致富的门路，可是又缺乏必要的资金。如果不允许他们将自己的私有住房用于抵押来取得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金，让他们眼睁睁看着失去一个又一个的致富机会，整个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规划岂不是画饼充饥？笔者在现实生活中就接触过不少将私有住房用于抵押取得贷款后发展个体经济从而致富的农民兄弟。他们的举措不仅繁荣了地方经济，而且解决了大量农村（甚至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促使社会更加繁荣和稳定；而并没有出现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大量农民居无定所，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总之，我国即将出台的《物权法》不应当忽视农村私有房产的抵押权问题。立法者和执法者对这种发生在新时期对我国市场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不应当视而不见，而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及早为其进一步推动实施提供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因为法律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它是由社会总的经济条件或经济基础所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讲：“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