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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9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意见。即根据医院发生的错换手牌的事实以及血液足印鉴定结论，可以认定季素梅现抚养的孩子是马兆霞的，而马兆霞现抚养之子不是马兆霞的，所以马兆霞应当将她抚养的孩子交出来。如果马兆霞不交出孩子，对其拒不交出孩子的行为，则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有刑法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行为，也可适用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但要充分做好当地党政等有关部门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以防矛盾激化。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请示报告 〔1988〕苏法民字第189号
最高人民法院：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的执行问题已多次向我院请示。该案在当地影响很大，拖得时间久。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了倾向性的处理意见，但政策上没有把握，特向你院请示。现将案情及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案情事实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兆霞，女，28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十里甸乡三太村二队农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生炳林（系马兆霞之夫），男，33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十里甸乡三太村二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季素梅，女，28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邮电局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系季素梅之夫），男，29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生资服务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兴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程建民，院长。
1985年1月24日，马兆霞、季素梅先后于2时45分和15时40分在泰兴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各生一男婴。同年1月28日上午9时许季素梅在医院给小孩喂奶时发现露在襁褓外的小孩左手腕上，系着“马兆霞之子”字样的布牌，当即向医院提出。当班的助产士周红珠未按医院的规定认真查对，错误地作出了判断，并换了小孩手牌。季素梅出院后一直有质疑，便向泰兴县人民医院领导作了反映，并于1986年9月20日向泰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血亲关系。县法院受理后于1986年12月9日，委托泰兴县工农兵医院对季素梅、张勇夫妇及其所抚养的小孩的血型进行检验。结论是：季素梅、张勇夫妇的血型均为Ｂ型，小孩则为Ａ型。同年12月17日，县法院委托泰兴县公安局提取了季素梅现抚养之小孩的左足印，连同县人民医院所存马兆霞、季素梅所生小孩出生时的左足印，送江苏省公安厅进行痕迹鉴定，鉴定结论是：季素梅现抚养的小孩左足印与马兆霞分娩时住院病历中的新生儿左足印同一。
审理中由于马兆霞、生炳林未配合法院对其所抚养的小孩提取血液、足迹进行鉴定，第一审法院虽做了大量工作，马兆霞夫妇也不肯承认小孩领错，使问题处于僵局。其间，季素梅夫妇及其家人多次上访县法院、县人民医院及县委，以致影响了县法院和县人民医院的正常工作。针对此情，第一审法院经向上级法院请示后，于1987年1月26日去马兆霞家准备强行取证，又因马兆霞有意逃避而未成功，反而致前去的承办人受围攻，三人受轻伤，棉大衣、照相机、帽子等物被抢（后经县委组织了调查组，追回了所抢去的东西，但未能查出为首肇事者）。
1987年3月4日，第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的规定，公开了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一、季素梅、张勇现抚养的小孩系马兆霞、生炳林亲生。马兆霞、生炳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将小孩领回抚养，不得虐待、遗弃。二、马兆霞、生炳林应将现抚养的小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送交泰兴县人民医院代为抚养，直至全案审理终结。在此期间的抚养费用由人民医院负担。三、诉讼费30元由泰兴县人民医院负担。马兆霞、生炳林不服，以双方所生小孩未有错牌之事。小孩没有搞错，现作出的检验、鉴定依据不足为由提起上诉。第二审法院于1987年9月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如何执行
终审判决后，由于马兆霞、生炳林未能自动履行，季素梅、张勇夫妇便于1987年9月18日向第一审法院申请执行。1988年3月26日泰兴县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提出咨询，督促第一审法院尽快执行。群众对此案至今没能执行也很关注。第一审法院于1988年6月上旬曾试图请所在乡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出面作马兆霞、生炳林的疏导工作。但马、生坚持无理要求，一要保留小孩居民户口；二要赔偿其人民币一万元。对此，第一审法院认为，再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做马兆霞、生炳林夫妇及其亲属的思想疏导工作，敦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若经多层次思想教育无效，即依法发出执行通知书和张贴执行公告，限定时间，责令马兆霞、生炳林夫妇接受亲生小孩，同时交出身边抚养的小孩。若马兆霞、生炳林夫妇在公告限定的期限内拒不交出小孩，甚至将小孩藏匿起来，将首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对马兆霞、生炳林实行司法拘留，在拘留期满后，马兆霞、生炳林若仍不交出小孩，就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同意第一审法院的意见。
三、我院审判委员会意见
该案自立案迄今已两年之久，为了避免孩子越大越难执行，在审理过程中，承办人已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均无效，以致法院干警被打，东西被抢。现原审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在法院终审判决后，不仅没主动交出身边他人的孩子，亦没领回自己亲生子，甚至还提出无理要求，拒不执行已生效的法院判决。鉴于该案影响之大，同时还涉及到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参照全国法院业大民诉法教材关于子女抚育的执行问题的精神，为使本案判决切实得到执行，我们将继续会同县、乡、村的有关部门，充分做好第三人的思想工作，让其主动执行判决；如第三人仍拒不执行判决，同意第一、二审人民法院倾向性的意见，按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强制执行。若拘留后仍不执行判决，可按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妥否，请批示。
1988年12月15日


　　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这是毫无争议的，因为确认合同无效，是昭示法律对合同效力的评价，不属于请求权行使的范畴，故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但基于合同无效所发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1）不适用诉讼时效说。该说认为，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的同时，原来基于合同所发生的物权变动也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则必然发生物权变动的回转，故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系物上返还请求权。因物上返还请求权与物权不可分离，既然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则物上返还请求权亦不能适用诉讼时效。（2）适用诉讼时效说。该说认为，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属于请求权的一种，而诉讼时效适用的对象即为请求权，故返还财产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无效合同导致的财产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首先要解决清楚该请求权的性质。无效合同返还请求权性质上应归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非物上返还请求权。理由有二：

　　其一，物上返还请求权的返还财物对象仅限于原物及原物所产生的孳息，返还的目的是使物的所有人恢复其对原物的占有，回复所有权的圆满。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返还目的是将受益人所获得的不应当获得的利益，全部返还受损害的当事人，其返还的不限于原物及孳息，还包括原物的价金、使用原物所取得的利益或其他利益。结合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的具体情形，例如排他性特许经营合同签订后，经营一方擅自将经营权转租，其转租行为无效，则转租方与受让方存在的返还义务除该经营权外，还应包括因此转租行为所产生的经营利润等。因此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请求权不限于返还原物。

　　其二，由于物上请求权必须是返还原物，则必以原物之存在为前提，如果原物已经灭失，所有权人只能要求赔偿损失。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则不受此限制，不管原物是否存在，只要受益人获得不应当获得的利益，就负有返还责任，即使原物灭失，也可以转化为货币形式进行返还。且实践中常常存在因合同无效双方当事人互负返还义务的情形，尤其是在双方互负的均是金钱义务的情况下，差额返还似乎更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此时，必然返还的不是原物，而是价金的差额。

　　综上，笔者认为将合同无效导致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定位于不当得利请求权更为妥当。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属债权请求权，故合同无效导致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当然适用于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返还财产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

　　关于无效合同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问题，目前司法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合同未被确认无效时，并不发生财产返还问题，只有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返还义务由此产生，因此，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但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20年，当事人一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2）一方依据无效合同而占有对方财产是非法的，因非法占有处于继续状态，因此权利人可随时要求对方返还，故返还财产请求权的时效应从一方要求返还而对方拒绝之日起算。（3）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交付财产时合同即已无效，对方接受财产缺乏法律依据，故返还财产请求权的时效应从无效合同订立之日起算。（4）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未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既然当事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合同无效，其合理的预期是合同有效，双方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其虽然不行使合同无效产生的请求权，但其应行使合同有效情形的请求权，如不行使任何请求权，只能说明其怠于行使权利。因此，应以双方当事人合理预期的合同有效情况下的履行期届满日作为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都有所偏颇。无效合同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比较复杂，不同的案件往往存在不同的情况，故不宜“一刀切”地以某一个时间点作为标准，应当区别不同的具体情况而确定不同的起算标准。结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根据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不同，对诉讼时效的起算可作如下区分：

　　第一，权利人明知合同无效而故意签订并履行合同的，如明显损害国家或第三人利益等法律明确禁止的交易行为。在合同签订时，权利人应当知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明知合同无效而履行合同的，从规制此类违法行为的角度出发，此类绝对无效合同的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行使，在诉讼时效上应严格限制，其起算点应从合同签订时计算。

　　第二，合同签订时，权利人并不知道合同存在无效情形而作有效合同履行的，如权利人不知道对方缺乏有效的合同履行资质的情形。此时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开始计算。但如果义务人能够举证证明在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前权利人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合同无效的，则诉讼时效则从权利人要求返还之次日计算。

　　第三，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且双方相互履行完毕已多年的无效合同，其返还财产请求权应当作为一个特例加以时效的限制。我国现行法对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没有时效限制，即使时隔多年，当事人就确认无效合同提起诉讼，法院也得受理并予以确认。在此情况下，若将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自合同被确认无效时才开始计算，则势必会推翻已经形成多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违背了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其结果将会使法院投入大量精力去查明各种经济因素来确定返还财产的价值及损失数额，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当事人恶意诉讼。因此，对于已经履行完毕多年的无效合同，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诉讼时效应自该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