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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2009年1月26日上午，投保人余某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康宁终身保险，保险公司于同年1月30日签发了保单，保单载明：保险金额为2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标准保费为2140元/年。2009年1月26日下午投保人余某因病入院治疗，并在2009年1月27日确诊为“肥厚型心肌病”。2009年12月投保人余某因心肌病等病救治无效死亡。余某之夫认为，其妻余某系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死亡，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投保人余某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赔付。

　　原告即投保人余某之夫认为，第一、投保人余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了保险单，表明双方的保险合同成立。保单上所记载的内容是双方协议确定的，只要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就负有支付赔偿金的责任；第二、投保人没有隐瞒事实的故意或过失。投保人在投保时就保险公司认为需要了解的情况作了如实回答。

　　被告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余某向我公司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身患重病的情况，我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9年1月30日同意承保。被保险人余某因病死亡后，我公司经调查发现余某于2009年1月26日因心肌病以其夫的名义入院，2009年2月4日因糖尿病再次以其夫的名义入院。被保险人向我公司投保时已经知道自己处于病重状态，恶意隐瞒重要疾病，且在投保当日，我保险公司业务员曾询问投保人余某的病史，也告知余某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但投保人余某仍然作出没有任何疾病的意思表示。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我公司向被保险人的受益人发出了拒赔通知书。

　　【分歧】

　　本案最终虽经法院主持调解结案，但对于投保人余某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存有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投保人余某在2009年1月26日上午投保时并没有生病，而是在投保并暂交了首期保费后才生病入院，故应当认定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投保人余某在2009年1月26日投保，该保险合同于2009年1月30日生效，在保险合同生效前，投保人都具有如实告知义务。故投保人余某在2009年1月26日下午因重病入院，从其入院到同年1月30日保险公司核保之前，都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因此，应当认定余某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基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最大限度的诚实守信。投保人依法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是最大限度诚实守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本案中的投保人余某在投保后生病入院是否还应当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针对本案的情形，笔者主要从应当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加以分析：

　　一般来说，保险合同的订立有以下四个步骤：首先是填单，即投保人根据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询问、说明填写投保单；其次是交费，一般情况保险公司会让投保人暂交首期保费；再次是核保，保险公司会对投保人填写的投保单进行审查；最后是出单，如果保险公司审查后决定承保就会向投保人签发正式的保单。那么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应当在什么时候？根据上述肯定说的观点，投保人只在与保险公司业务员进行沟通交流、填写保单时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果情况在投保人填写保单后、而保险公司核保前出现了变化，那么投保人就没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了吗？本案中，投保人余某在填写了保险单并交了首期保费后就生重病入院，此时保险公司还没有核保，那投保人余某如实告知的义务就得以免除了吗？

　　我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可见，投保人填写投保单的行为，其性质相当于要约，而后保险公司核保、同意承保的行为是对投保人的要约进行承诺。故从投保人发出要约到保险公司做出承诺这期间都属于合同订立时。因此在这期间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且该情况可能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投保人都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本案中，虽不能证明投保人余某在填单的时候就已知自己患病，但医院的住院病历可以证明其在填单当日的下午就因重病入院。因保险公司还未核保，合同还在订立阶段，此时，投保人余某也具有如实告知义务。所以，笔者认为，本案中的投保人余某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法院）
　　错案追究制度是近些年来新提出的一项司法制度，目的是加强对法官的监督，确保办案质量，消除司法腐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制度的建立既符合审判规律也符合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
一、我国错案追究制度运行状况及其存在的缺陷

（一）错案追究制度的运行状况

错案追究制度，试行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目前，司法系统都在实行错案追究制度。经过多年的实践，实行错案追究制度产生了明显的司法效益和社会效益，审判的质量和效率也不断的提高，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虽然经过多年的实践该制度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该制度本身存在许多缺陷，一个健全的制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从而使其在现实中的操作性不强，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维护司法公正。以下本文就该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

（二）错案追究制度存在的缺陷

1、追究标准缺乏统一性

对什么是“错案”这个标准不统一，会使审判人员心存疑虑，畏缩不前，挫伤审判人员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与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相违背的负面效应。为了明确“错案”的界限，各地法院自行制定了一些规定。虽然各个省市的具体表述不同，但在大体上都指出一个“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并且导致了“错误结果”的案件就是错案；根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再审程序和上诉审程序中的法官进行判断错案的依据，也就是“事实判断是否清楚”、“法律判断是否正确”和“是否遵循了法定程序”。

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错案追究制度的设计无不是以“重实体、轻程序，重惩罚、轻保障”的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程序正当才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所以这显然是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因此现行错案追究制度的“错案”标准应当从注重实体公正转向程序公正，从而符合现代化法治的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控制司法行为，保证法官的法律秩序代表的地位，防止少数害群之马借此践踏法律。

2、追究范围缺乏一致性

在实践运行中，由于错案追究标准不统一，导致错案责任追究范围缺乏一致性。实践中法官审理案件，依据的是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审判实践所掌握的经验，从良知和正义出发，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对有关证据进行质证分析，认定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作出裁判。在现实中错案的产生除了法官故意枉法裁判之外，有的会因法官在法律上或者在事实上认识出现偏差导致的。那么是不是所有这些错案都应追究法官的错案责任？因此，必须明确应当追究错案责任的案件范围，使得法官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提高其威信，维护司法公正。

3、追究对象缺乏确定性

众所周知，我国的审判制度以合议为原则，以独任审判为补充，重大疑难案件是经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对这些大量的由合议庭甚至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案件，如果出现错案进而追究责任的话，就会因为该错误判决是经合议庭集体讨论决定的尤其是经人数更多的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以合议庭的名义作出判决而无从追究。这是因为，各地法院将判定是否为“错案”的权力赋予本案的审判委员会，且错案追究组织是在同一法院内部院长领导下的错案办公室。这明显违背“裁判者不得自断其案”的自然正义的原则，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现行的错案追究制度也就不可能运行良好。依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对复杂、疑难的案件有裁判权，而司法实践中易“出错”的案件往往就是这些复杂，疑难的案件，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有掩盖自身错误的倾向，这样就导致审判委员会能否认定自己先前做出的裁判错误也就成了问题。法院审判工作中有些错案因由庭长、院长层层把关审批的做法使得庭长、院长成了案件的连带责任人，而庭长、院长又恰恰是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所以即便不是经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判定其为错案时由于连带责任人的参与而显得举步唯艰。虽然有时 “错案”的审查、追究者与被审查、被追究者不是同一主体，但也是“抬头不见低头不见”的同事、朋友。

因此，追究者能否做到客观、公正的审判，真令人怀疑。从而也使得司法腐败现象有增无减，被追究者寥寥无几。因此，要明确错案追究的对象，使得错案追究制度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起更大的作用。

4、追究程序缺乏完善性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和司法改革的深化，法官的审判活动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规范和制约，法官应当是一种职权和职责相统一的职业，法官具有依法独立进行审判的职权同时也是法官的一种职责，如果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错判就必然应当受到追究。这是为防止司法专断所必要的，也是现代司法文明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错案责任的追究程序，而是依靠法院内部的错案办公室来追究其所属内部的法官责任，这有时会使法院内部出于保护本部门工作人员的考虑，不自觉地隐瞒错误，影响法院对错案的纠正，在逻辑上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只能导致错案追究制度不能真正的实行，不能遏制司法腐败。要想错案追究制度能在实践中实行，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合理的、科学的、有效的错案责任追究程序，维护司法公正。

二、 完善错案追究制度的必要性

（一）目前错案追究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

1、损害司法公正

实践中错案追究的办法，往往把后一道程序对前一道程序的否定作为对错案及其责任的宣告，使得相对前置的诉讼阶段上的办案人员为了降低被后一道诉讼程序否定的风险，刻意加强和后一诉讼阶段上办案的“沟通”如审判人员惧怕追究责任，只要对案件稍有疑问，在对案件进行判决之前就向法院院长、庭长请示和汇报或者在平时中，事先注意搞好上下关系、左右关系，以便遇到疑难案件时，更好地与上级法院法官“勤沟通”，“多交流”，从而可以降低被追究责任的风险。也使得诉讼程序之间的事实界限模糊和相互监督约束减弱，损害了司法公正，致使司法腐败现象进一步蔓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2、挫伤法官的积极性

许多地方法院规定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只要违反实体法致使案件出现错误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就要承担责任，本文认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现实中任何的法官对案件都不可能亲身经历过，他只能依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遵循一定的证据规则进行审理案件，因此所作出的判决结果可能接近于客观真实，但也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出现差异。但如果法官存在吃请受贿、营私舞弊之类的行为，就必须追究法官的责任。在现实中以法官违反实体法来追究责任，会使法官不敢判案，无所适丛，怕受到责任追究，在行使审判权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从中可以看出错案追究制度以实体为追究标准严重挫伤了法官的积极性，丧失办案的热情。

3、妨碍司法独立性

我国法律规定对于简单、轻微的案件，可以也应当采用简易程序，实行法官独任审判。但有的法官惧怕责任追究，将一些本应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而宁愿采用普通程序来处理，或者对稍有疑难的案件尽量移送审判委员会，造成审理权和裁判权的分离，加重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负担，使审判委员会陷入不断地讨论案件的淤泥之中，最后导致许多案件只能草率结案，造成司法不公，严重损害了审判独立原则，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妨碍司法独立。

4、导致调解的滥用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的调解应建立在自愿、合法、查明事实和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双方达成协议在调解书上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正因为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不能通过上诉途径予以更改，由此许多法官为了逃避被追究责任，更希望当事人能够调解结案，尽量不采用判决形式结案，有的法官不管是否具备调解条件，尽量对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力争调解结案，有时还强行调解，导致调解的滥用。这种在表面上看似乎大量的纠纷案件都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调解而解决，实际上却不利于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和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最终损害了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