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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行政行为？司法侦察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
——浅谈公安机关的双重身份造成其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笔者曾在报刊上读到这样一则新闻：一公司对当地公安机关冻结其买卖货款一事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可当地法院以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非具体行政行为而为司法侦察行为为由拒绝受理。而该公司律师却坚称公安机关所实施行为应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准备就此案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到底是治安行政行为呢，还是司法侦察行为？
也许很多人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公安机关不就是抓罪犯的吗，哪还有什么治安行政行为、司法侦察行为之分？”其实我在学法律之前也认为与公安机关扯上关系的，也必然和犯罪扯上关系，公安机关就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其实不然，公安机关在我国具有着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它既是治安行政机关，另一方面它又是刑事案件侦察机关，行使相应的司法职能。公安机关行政权和司法侦察权集于一身的特性，也决定了它所实施的行为有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之分。治安行政行为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户籍管理，而司法侦察行为中的侦破案件的行为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至此也许有人会说：“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不是很好区分吗？”其实不然，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就导致了两种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首先，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的行为主体都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即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司法侦察行为，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治安行政行为。这是由于其行为主体同为公安机关，因此很难从主体上去判定该行为的性质，去判定公安机关在实施该行为时的具体身份是人民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还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其次，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与司法侦察行为对当事人都会产生限制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影响。公安机关由于其身份的双重性和职能的特殊性，使其行为无论是治安行政行为，还是司法侦察行为都具有强制性。如治安行政行为中有行政拘留等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也有罚款等对财产权的影响，同样的，司法侦察行为中也有相应的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由于其行为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因此很难从其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上去区分两种行为。这又导致了两种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再次，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其外在表现形式具有部分的交叉点。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中可实施冠名为拘留、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行为，同样在侦察过程中也可以实施同样名称的行为。再由于公安机关对其实施的行为具有很大范围的解释权限，因此外界或当事人很难从其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去弄清公安机关相关行为的性质。即使当事人自己弄清了公安机关行为是治安行政行为或是司法侦察行为，但由于其行为本身的解释权主要掌握在公安机关的手中，因此在第三方（法院）进行仲裁时，其仲裁的天平也就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公安机关，可以说，公安机关在仲裁结果产生之前，自己已经为自己买好了保险。
最后，由于公安机关少数人员对侦察权的滥用，使得人们对公安机关行为性质的认识复杂化，把该是行政行为的当作侦察行为，把真正的侦察行为当作行政行为。如在诈骗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公安机关冻结与犯罪嫌疑人有生意往来的非嫌疑对象的帐户，就是一种侦察权滥用的行为。其结果很可能是将公安机关卷入经济纠纷之中，导致由公安机关这一不具有调解经济纠纷职能的机关来调解经济纠纷，调解不成的最终结果也只会是：双方为损失赔偿而产生的该行为性质之争。
此时，也许又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复杂，两种行为如此难以区分，为何不将两种行为都设定为法院管辖的范围？”其实辨明两种行为性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辨明行为性质本身，更是为了决定以后是由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监督权来解决问题，还是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检查监督权来解决问题。从而使问题由正确的部门去解决，由正确的部门引用正确的相关法律来解决纠纷，从而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相关法律的有用性。众所周知，行政案件是由法院进行审理，由法院去裁定其行为的合法性。而对于公安机关的司法侦察行为，只能由人民检察院来裁定，人民法院是万万不能越俎代庖的。因为一方面对刑事案件进行侦察的公安机关与对刑事案件提起诉讼的检查机关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所实施的行为是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人民检察院作为最后提起诉讼的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在侦察过程中的不适当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实施司法侦察行为时约束它的法律法规是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而非行政法规。因此如果用行政法规去处理该类问题，不仅会造成处理问题的不适当，更会造成刑事诉讼法等法规成了一纸空文，毫无用处。因此综上所述，区分两种行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其实两种行为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这就为区分两种行为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其一，两者性质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是行使司法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是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其二，两者目的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公安行政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其三，两者法律依据不同。公安侦察行为依据的是刑法、刑诉法及相关内部规定和司法解释；而公安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是行政法律法规。其四，两者程序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按造相应刑诉法规定办案；而公安行政行为则遵循行政法律法规的程序。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区别之中，两种行为的目的不同性、法律依据的不同性及程序的不同性对于判定公安机关行为是司法侦察行为还是治安行政行为具有很大的现实功效。当事人及法院可通过公安机关在实施行为时的目的、主观心态，其具体运用何种法律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遵循何种程序办事来综合判明该行为的具体性质。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一些审判员及学者也早已对判明两种行为性质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立案说、授权说、名义说、错误说以及犯罪说等。我个人比较欣赏犯罪说，即判明公安机关行为是侦察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关键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即为行政行为，否则则为司法侦察行为。我认为该学说优点在于：公安机关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不会因为具体行为性质之争，妨碍正常的办案工作。而在实际实施行政行为时也有效的防止了假借办案之名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有效的制约了权利的滥用和乱用。但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观点不科学，不现实，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最近又有人提出了本质说的观点，即从侦察的本质属性角度去划分公安的行政行为和侦察行为，只要符合侦察本质属性的即为侦察行为，否则为行政行为。这种观点对于解决公安机关行为性质之争的确具有很大功效。但我认为其过程过于繁琐，实施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正像前面所说的，对于行为性质的解释权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公安机关，实施起来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
总之，对于公安机关实施的某些行为到底是治案行政行为，还是司法侦察行为的争论，可以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尽管提出的解决办法很多，有些办法在有些案件中也确实有效，但我个人认为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想是否可以把公安机关的行政权一块从其中分离出来，单独由一机关来行使。一方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我想也可以避免公安机关把一些刑事案件截留下来转为治安管理来处理的不合法现象的产生。当然，这一观点也许有一些盲目，有些不切实际，但也许由此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真正探寻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浅谈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保障机制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检察院 杨宗福

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宪法第131条、刑事诉讼法第5条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但在现实中，独立行使检察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形象。本文拟从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内涵、阻碍及原因、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浅显的探究，以期对正在进行的检察改革有所裨益。
■当前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内涵
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检察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所说的当前我国的独立行使检察权，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检察独立。具体表现为：
是业务独立而非政治独立。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检察院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因为我们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的是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检察院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检察官法律职务由人大任免，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在实质的权力关系上，所有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检察院与检察工作也不例外。虽然党的领导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检察院并不享有政治结构上即国家权力关系上的独立，这应无疑义。宪法和法律只是肯定了检察院在行使其职权时某种独立性，实际就是行使检察权过程中的业务性独立。这突出显示了我国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基本样态。
是检察院独立而非检察官独立。独立行使检察权应当包含检察院的独立和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尽管我们推行了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但是主诉（主办）检察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其权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说是完全独立办案。因为在我国当今情况下，这在根本上由大的体制背景所决定，而且与检察官总体素质不高、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能力较弱等状况相适应。
是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即使就业务性而言，这种独立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因为，业务独立对政治独立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国家体制上的独立性，在检察权行使过程中也很难完全避免非程序化的干预。因为对检察院具有上位关系的权力实体可能利用直接指导、人事任免、经费控制等权力来通过检察院贯彻其意志。虽然这些权力实体可以自我抑制不一定是始终有效的，尤其在那些重大、敏感的刑事案件中。除了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体制性制约，我国当前的独立行使检察权还受到其他如检察体制障碍、经费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检察官资质与身份保障不够等多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程度十分有限。
■独立行使检察权的阻碍及原因
现实表明，影响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象还依然存在，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还有一定的阻力和障碍。主要表现在：
行政以权压法、干扰检察。不少地方行政首脑把检察院视为自己所属的一个部门，有的打着党委(政法委) 、政府的旗号，公然非法无理地干涉检察活动，运用手中的权力对检察院施加压力，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检察院之上，强迫检察院按自己的意志办案，从而造成不公正的法律后果。
有关部门以监督为名，行干预之实。人民检察院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无可厚非，但是，有的领导个人以监督为名，肆意干预，甚至操纵检察院办案，要求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言听计从”，采取具体的事前、事中干预，使检察院无所适从。
地方保护主义横行，严重扰乱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某些机关和行政主管部门，对检察院进行无理控制和干涉，要求检察院为当地的利益服务，否则就指责检察院，或者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刁难，卡检察院的脖子，致使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十分困难。
检察院办案等经费严重不足，难以独立行使检察权。目前西部地区财政普遍吃紧，这些地方的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物质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有的检察院连起码的工作生活条件难以保障。极个别检察院不能正确对待这类困难，搞利益驱动，提高办案“积极性”, 抢办经济案件；有的办案人员到发案单位吃、住、行，甚至拉赞助，报销开支。等等，不一而足。其结果是使得检察院不能理直气壮地秉公执法，从而严重损害了检察院的执法形象。
产生上述障碍的原因十分复杂，究其要者：一是法制不完善。独立行使检察权虽然已被确认为宪法原则，但是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保证实施。二是监督机制不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院的监督，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只有原则规定，但其监督方法、具体措施、操作手段、违法后果仍不明确，对监督也缺乏应有界线。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与监督之间必然发生种种冲突和不协调。三是体制不合理。现行检察院体制方面的问题较多，最根本的是检察院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法律地位至今尚不明晰。尽管宪法确认了“一府两院”的原则地位，但并未真正落实，事实上检察院的地位取决于当地主要领导对法律的认识和检察院检察长的资历和威信。有的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甚至把检察院当作自己所属的一个部门，其检察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制于各个方面。四是没有足够的物质和社会保障。现行的检察院经费管理体制基本上沿袭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和标准，以致许多地方检察院办案缺乏经费，案件不能及时办结；出差无充足的交通工具和防卫手段，案卷材料和检察官人身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在住房、子女入学和就业等方面检察官还有许多后顾之忧，这使得检察院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外部的干扰以有效地实施独立行使检察权。五是检察官素质偏低，缺乏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能力和水平。检察院自身也有少数检察人员在人情、权力关系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徇私枉法，加之个别地方检察院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培训工作跟不上，检察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也影响了独立行使检察权。
■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保障机制
党的十六大提出“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那么，检察机关如何才能独立行使检察权呢？用什么机制来作保障？笔者以为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改革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方式。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大特色。然而，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应当结合检察机关的特点进行研究和探讨。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应该主要是政治领导。要坚持党对检察机关的政治领导，就必须结合检察工作的特点，探索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既是国家的宪法原则，也是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宪法和法律已经把检察权授予给人民检察院，党的各级组织就不应当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直接插手具体的办案活动，影响具体案件的处理。如果党委或政法委直接领导和监督具体案件的办理过程，不仅打破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分工制约关系，而且实际上使公检法三机关成为党组织的一个部门。这样，党组织包办代替检察工作就在所难免了。鉴于此，是否可以考虑把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法制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将党中央关于加强对检察工作领导的基本方针、政策上升为法律。一是明确规定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检察工作的职责及其权限。二是明令禁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其他违法干预检察的行为，以及发生这种行为并造成一定后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三是在坚持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党委或政法委对有影响的重大案件可以提出意见，但不应作出决定，究竟如何处理，由检察院按法定程序办理；党委常委会成员、特别是政法委书记，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以至书记，都不应对个案的处理作“指示”，以避免个人意志在无形中给检察人员形成压力；地方党委在领导检察工作中，遇有政策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时，应无条件服从法律，不能以“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为由而否定国家统一的法律；作为党委办事机构的政法委员会，不应成为高居于检察机关之上的一个领导机关，而对案件的处理发号施令。四是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抵制各种违法干预办案的权利、职责、办法、措施及其程序。
为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国检察院的工作，直接对中央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改党组为党委，上级检察院党委领导下级检察院党委，使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系统化，以保障党的政治领导。这不失为改善和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的最佳途径。首先，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各级党委或政法委对具体案件的诉讼活动的干涉，避免某些地方党委以人事任免权为后盾，直接操纵地方检察院，干涉检察工作的正常秩序。同时，完全可以保持党对检察工作的政治领导。其次，它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避免从党务、行政、军队甚至企业调入一些没有专业资历的干部任检察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再次，它有利于根据“干部管理专业化”的原则，彻底打破行政干部的管理模式，创新和改革检察人事制度，真正发挥考评与任免机制对检察队伍的筛选与引导职能，从而保持和提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
改革人大监督机制。当前各级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主要是依照法定程序任免检察机关的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检察长，听取和审议检察院工作报告，对检察院的执法情况进行专项执法检查，视察检察院工作等。这些监督措施，应当说发挥了督促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积极作用。但是，人大对个案的监督、个别人大代表干预检察院办案等，在一定程度上给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带来了阻碍。为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法律，以规范各级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使其监督更加合理化和有力度，发挥其应有的积极的作用。
改革检察人事管理体制。按照我国现行的检察人员管理体制，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推荐考察，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检察机关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最终还是由地方党委说了算。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将检察机关人事管理权限交给上级检察机关，由上级检察机关为主进行考察、推荐，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任命。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建议人选，或者协助上级检察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应掌握在上级检察机关党委的手中。
改革检察财政管理体制。保证检察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检察院的经费，列支于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地方经济状况好的，该地检察院的业务、办案经费就较充足，检察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就好。反之亦然，有的连工资都没有保障，就不谈福利待遇了。这势必导致受利益驱动办案，导致司法不公。还有，由于检察院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开展检察工作中如遇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我们应当认识到，检察院执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检察院。所以要改革检察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检察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最高人民检察院，用于全国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
改革检察人员职务保障机制。要真正实现独立行使检察权，必须改革检察官的职务保障机制，使得检察人员不至于因为依法办案、抵制法外干预而受到打击报复，也不至于因为生活拮据而易为非法利益所驱动。我国检察官法虽然对检察人员的职务保障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是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全面，特别是缺乏严密的程序，在实践中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比如法律规定，检察官工资由国家专门规定，而检察官法颁布近十年了，国家至今也没有就此作出规定，检察官实际上与一般公务员执行的工资标准一样。为此，笔者以为，首要的是通过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的惩戒、辞退等条件和程序予以细化和合理化，并规定有效的救济程序。同时要在统一司法考试、推进检察职业专业化、精英化的进程中，有步骤地提高检察官的薪金和福利待遇，逐步实现高薪养廉，提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水平。
当然，要真正实现独立行使检察权，以上保障措施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司法独立的程度表征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独立行使检察权是中国实现法治和现代化的关键之一。而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法治的基石之一，那么独立行使检察权在中国的命运，将直接决定着法治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