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4号
《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1996年12月30日市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园区社会保障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结合园区的特殊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园区70平方公里规划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及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员工。园区范围内，规划区域外的外商投资企业，经园区公积金管理中心同意，报园区社会事业局批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公积金制度实行对员工养老、住房、医疗（含生育、但不含因工伤、职业病造成的伤害）等方面的多项社会保障。
第四条 园区实行公积金制度的主要目标是：
（一）建立园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保持经济发展，创造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园区投资环境。
第五条 公积金由园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和管理，遵循下列原则：
（一）公积金制度的保障水平与园区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二）公积金实行预筹积累的征集方式；
（三）实行高效的行政管理；
（四）确保正常营运。
第六条 员工享有参加公积金，并依法享受公积金待遇的权力，本办法适用的单位和员工必须参加和缴纳公积金。
第七条 按规定缴纳的公积金在税前列支，不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代表苏州市人民政府在园区推行公积金办法，研究决定公积金的重大事项，负责审批公积金的实施计划和发展规划，审议公积金的保值增值计划，并对公积金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第九条 园区社会事业局是园区实施公积金制度的行政主管部门，对公积金制度的运行实施监督管理，并具体负责编制公积金的发展规划；拟定公积金的实施办法、规定等。
第十条 园区设立由管委会代表、单位代表、员工代表及管委会指定的其他人员所组成的公积金理事会，作为园区实施公积金办法的监督、参谋、议事机构，直接监督公积金的营运。公积金理事会的主任和副主任由管委会主任任免，一般任期3年。
第十一条 园区设立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具体承办公积金运行的业务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按本办法规定，负责公积金的收缴和支付；
（二）管理公积金个人账户；
（三）负责公积金的保值和增值；
（四）接受单位、员工对公积金管理、营运情况的查询。
第十二条 管理中心操作的营运费用，在公积金存款的利差等收益中提取，如有不足，由管委会补贴。
第三章 公积金的缴纳
第十三条 凡属于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均应当向管理中心办理公积金登记手续。新设立的单位应当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同时，办理公积金登记手续。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撤消、破产或者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在30日内向管理中心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单位分立、合并、撤消、破产时，其所欠交的公积金，应当视同欠付员工工资、劳动保险费，予以优先清偿。
第十五条 管理中心在办理登记手续时，为员工设立公积金个人帐户，员工的公积金帐户终身不变。
第十六条 员工的公积金帐户分设普通、医疗、养老三个专户，管理中心每6个月向员工提供一份清单。
第十七条 单位和员工根据缴费基数分别按25%的缴费比例，按月缴纳公积金，员工缴纳的部分由单位代扣。
第十八条 单位应当于发薪之日起1周内向管理中心缴纳公积金，不得逾期缴纳、不缴或者少缴。
第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缴纳公积金的缴费基数上限，根据园区工资协调理事会提出的工资水平指导意见，由管理中心每年公布一次。
第二十条 公积金缴纳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作适当调整时，由园区社会事业局提出，征求园区公积金理事会的意见，报管委会批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进入园区规划区域的单位，应当自员工起薪之月起，按员工原工资总额，由单位和个人缴纳相应数额的基金，并按本办法换算成相应的比例，计入员工各公积金专户。
第二十二条 公积金的5%纳入社会统筹金，其余部分全部纳入员工个人帐户。在个人帐户中：
（一）公积金的4%保留在养老专户中；
（二）员工在35周岁以下（包括35周岁），公积金的8%保留在医疗专户中；在35周岁到45周岁（包括45周岁）之间，公积金的12%保留在医疗专户中，超过45周岁时，公积金的16%保留在医疗专户中；
（三）其余部分保留在普通专户中
第二十三条 管理中心对公积金个人帐户存款额每年结息一次。
第二十四条 公积金个人帐户存款的利率，按不低于居民1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并参照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储蓄利率”作适当的调整。
第四章 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公积金的来源：
（一）单位和员工缴纳的公积金；
（二）公积金的利息收入；
（三）依照本办法规定收取的滞纳金；
（四）单位和个人的捐款等。
第二十六条 公积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二十七条 企业除缴纳员工公积金外，还必须负担员工因工伤、职业病造成伤害的医疗和赔偿。
第二十八条 员工养老专户的存款额，在未退休时，不能挪用，在退休时须保留一笔最低存款，以保证员工退休后能的按月领取基本生活开支，不足最低存款部分，由其普通专户或用本人现金和采取其他方式补足，用现金和其他方式补足公积金最低存款的金额，不列入计征个人所得税的基数。超过最低存款额的公积金部分，员工退休时可一次性提取。
第二十九条 员工医疗专户的存款额，由管理中心统一扣除规定的比例，参加园区员工大病医疗保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员工门诊看病支出，在规定可动用医疗专户存款的金额内，员工用现金支付相应的比例，细则另定；超过规定使用额部分，全部由员工用现金支付。
第三十一条 员工退休时，医疗专户须保留一笔最低存款，以保证退休后能支付基本医疗开支。
第三十二条员工养老专户、医疗专户在退休时须保留的最低存款，每年调整一次，由管理中心提出，征求公积金理事会的意见，报管委会批准。
第三十三条 员工缴纳公积金3年后，其普通专户的存款，由个人申请，经管理中心批准，可允许其用于购买园区经济实用住房，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 员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一次性提取公积金：
（一）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退休者，在医疗、养老专户内留足最低存款的；
（二）国家规定退休年龄以下，精神不健全或者患绝症的；
（三）出国定居并保证不以中方员工的身份再次进入园区工作的。
第三十五条 普通专户的存款额，经个人申请，管理中心批准，可以补足医疗、养老专户的实际存款与最低存款的差额。
第三十六条 公积金必须在保证正常支付和安全的前提下增值营运，不得进行回收期长、风险大或者投机性的投资。
第三十七条 管理中心每年定期向管委会报告公积金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第三十八条 管理中心每年编制公积金基金征集、支付和增值营运的预算和决算，报管委会批准并向社会公告，同时接受园区财政审计部门、社会事业局和金融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五章 公积金的转移和养老专户的视同缴费
第三十九条 员工在实施公积金单位之间流动，其个人帐户存款额不作变动。凡由未实施公积金办法的单位向实施公积金办法的单位流动的人员，应自1992年起按员工本人缴费基数3%的比例补足公积金养老专户的存款额，方可按其进入园区前，满3年以上的连续工龄视同养老缴费年限；员工转移来的款项超过其缴费基数3%的部分，由管理中心视实际情况分别计入员工公积金医疗、普通专户。视同缴费年限，以员工进入园区之前3年的年工资收入额推算出视同养老缴费年限的养老存款额，记入员工养老专户中。计算公式为：进入园区以前工作年限的养老存款额=员工进入园区之前3年的年工资收入额×16%×系数（系数表另行公布）。由实施公积金办法的单位向未实施公积金办法的单位流动的人员，在公积金个人帐户中，扣除员工公积金总和的12%作为园区社会统筹金，其余部分视当地社会保障开办情况，由管理中心向当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公积金结转手续；公积金向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结转后如有超出部分，则由管理中心负责保管，并向其个人出具清单，至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方可提取；
第四十条 员工死亡，公积金个人帐户中的存款额未使用完毕的，可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原则上转入继承人的公积金户头。
第六章 争议处理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员工与单位之间因缴纳公积金发生争议时，可向园区社会事业局申请裁决。
第四十二条 员工或单位可向管理中心要求核查个人或者单位的公积金缴纳情况和使用情况。
第四十三条管理中心对不缴或者少缴公积金的单位，可责令其限期缴纳；未经管理中心批准，逾期不缴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可按规定程序通过银行扣缴，并可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
第四十四条 园区社会事业局受管委会的委托，对不缴或者少缴公积金的单位，可处以罚款，每一案不超过一万元。
第四十五条 仿造有关证件或采取其他手段多领、冒领或提前支取公积金的，除应追回多领、冒领、早领的金额外，园区社会事业局受管委会委托，可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最高不超过1万元。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园区社会事业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员工，指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其他企业的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职工（含农民合同制职工）、城镇户口临时工、因园区建设需要征地安置并享受大集体待遇的征土工，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干部、工作人员等。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公积金，指由单位和员工共同缴纳的一项社会保障基金。
第五十条 本办法所称缴费基数，指缴纳公积金的工资基数，以职工月工资总额（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计算。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缴费年限，指园区实行公积金后，单位和员工足额缴费的员工工作时间。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园区平均工资，指园区70平方公里规划区域内所有在职员工工资收入的平均数，由园区社会事业局每年统计公布。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最低存款，指员工一次性提取公积金时必须在其公积金（医疗、养老）专户中保留的最低存款额；最低存款额由管理中心提出，报管委会批准，并由社会事业局每年公布一次。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工资水平指导意见，指园区工资协调理事会根据劳动生产率水平、物价指数及结合园区用工成本信息等因素每年提出的工资调整意见。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由单位和个人缴纳相应数额的基金，指：
（一）企业应将现有保障福利费的一半转入员工工资；然后按公积金缴交率，由员工缴纳一半的公积金，企业另负担一半的公积金；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在取消退休金制、住房福利制及看病报销制，同时由个人承担原工资10%费率的基础上，其余公积金所需资金，起步时由财政补入，以后在工资栏中相应增加公积金补贴科目。
第五十六条 园区管委会根据本办法可批准有关实施细则和配套方案。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由园区社会事业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律学、法学与法理学概念辨析
━━试论法理学的范围
王家国 张红梅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法学界，法理学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法学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研究，换言之，分析法学思潮日益风行。在此过程中，学人们似乎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概念困惑，于是时常有问：什么是法？什么是法学？什么是法理学？如此等等。由于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够透彻或不统一，以至于这些概念在运用过程中显得十分混乱。本文抛砖引玉，试图从概念的辨析入手，结合有关史料，将法学理论分为律学、法学和法理学三大子系统，从而进一步明晰法理学的基本任务和真正范围，努力描绘一幅全新的法学理论知识框架图景，供商榷。
一、 语义分析视域下的律学、法学和法理学
关于法学。这是一个在法学概念大厦中运用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据考，“法学”一词从语源上来自古拉丁语Jurisprudentia，是由词根jus(法)的形容词形式juris和另一个词根providere(知识)构成，故其原意应为“法的知识”，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法律知识”。在实际研究和运用过程中，我们时而将之用得十分纯粹，一如凯尔森所描述的：“纯粹法学是法律的科学而不是法律的哲学，法学研究的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而不是‘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但时而又把它运用得十分宽泛，几乎是包罗万象，律学与法理学系统中的知识也被它一概地“海涵”，究其原因，是我们对“法”这一概念的认识不统一或者说是我们的话语系统太单一（过于统一）所致。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系统中所给出的定义，即“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法’”①。而我们认为，这个所给出的恰恰是“律学”的定义（后面将要细述）。今天，西方法学各派的思想蜂涌而入，不断地冲撞着我们过于单一的却信以为“颠倒不破，四海皆准”的传统法学理论和话语系统，使得我们的概念系统在这多元理论的撞击下越发变得脆弱、模糊和混乱。因此，当务之急必须理清各研究领域的范围，把律学（国法）留给律学，把法学还给法学，找回法理学自己的“家”。律学研究的是实然法领域，法学研究的才是应然法领域，法理（哲）学恰恰是研究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三者分别代表和维系着法的实证维度、价值维度和批判维度，各司其职，区别明显，当然不能混淆。
关于律学。律学是研究实然法（国法）的知识系统，从纯粹语义学角度看，它有韵（音）律之学的含义，此系艺术语词。同时，它又有同“法”在同一层面上的内涵，我们中国古代早已将法、律与政策作了明确的界定与区分，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管子.明法解》)，后来他又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若从中国法制史上看，中国律学的发展也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这总让我们以一种按捺不住的骄傲和自豪感追溯起那个律学、法学与法理学都得到空前发展的“百家争鸣”时代：法理学家们在不断地探寻着实然法（律，国法）与应然法（法，道德）的关系问题，儒家从社会实证的角度提出“纳仁入礼”、“礼法统一”等，道家则在法的本质主义追问过程中提出“道法自然”，拓宽了对“法”的认识，而法家则崇法推律，“一断于法”。诸子百家各有贡献，推动了中国法学，尤其是律学空前发展，从《法经》到《秦律》的发展速度和完备程度可窥一斑，最终，由秦国的商鞅完成了变“法”为“律”、为“律”正名的重大历史使命。秦汉以后，法理学因政治专制与礼教束缚而受到严重压抑，但以注释法律为业的“律学”却一花独放②。可悲的是，从此法理学与法学几乎没有了声音，变得“万马齐喑”，即便是这一花独放的“律学”也同样被压制而退缩到了对帝王律令的“注释”这一业之中，其后虽有魏晋律学、唐律疏议的繁华，却不免只是笼中丽鸟，孤芳自赏罢了。
在这里要必须提及的是，仅以注释为业的“律学”之花虽然一枝独放长盛不衰，但在鸦片战争期间洋人的枪炮声中终于凋谢。国门打开，西方法文化大肆入侵，“引进西法，修改旧律，会同中西”便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学理论从对立冲突到调和融合，最后，传统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终于在这种冲突和融合中自行解体③。体现在语言上，最明显的就是融“法”入“律”，将西方先进的“法学”与中国强势的“律学”合而称诸“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从此变成一个偏正词，而且是一个前偏后正的偏正词，重心于“律”了。律学从此从立法、解释法律、执法、司法、守法直到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大力而全面(这里未说“健康合理”)地发展，但不幸的是，在这次法与律的磨合与撞击过程中，国人只丰富了“律”之技术却不知不觉地、继续无形地消解着“法”之本有的价值认知和反思批判维度，即法学之思和法理学之反思。
关于法理学。我们时常在运用中将之与“法的一般理论”（即广义上的“法学”）相混淆，并时常将之归入到“科学”的种概念之中（这也许成了目前学界下定义时常犯的一个通病：“科学主义”后遗症），所以，当代英国法学家哈里斯十分形象地描述到：法理学不过是一个杂货袋，有关法的各种各样学问、一般思考都可以投入到这个袋中④。其实，“法理学”是“智慧”而不应当是“科学”，它是对法学之思的批判和反思（后文详述）。这里仍然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着手来分析这一概念，“法理学”一词来自日语，据考证，1881年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述“法论”时，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德文Rechtsphilosophie ）名称之“主观性”的形而上学气味太重而提出“法理学”这个译名⑤。这显然是受当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可惜的是，“法理学”经过这一趟日本之旅后，居然（起码是在中国）从此迷失了自己的“家”（法哲学），最终表现为“学界（包括法学刊物）片面强调法理学的实务化或实践职能，而较淡化其批判认识功能。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知识价值被忽略了，大家纷纷转向探讨法的社会学问题、法的政治学问题、法的经济学问题，而对法理学的专门理论、法学方法论、法哲学、人类学、文化学问题则不愿过多地用力”，“而本应当构成法理学主要研究对象的法的哲学和专门理论问题反而倒显得不甚重要了”⑥。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它既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直接对法律规范(律法条文)或技术的研究，也不是我们那种为特殊阶级(或阶层)利益或某种社会理想而进行的法学知识研究，而是一种批判与反思，是“法的哲学”批判和专门理论问题研究。
二、律学、法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与图表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就上文之分析，我们不妨试着绘制这样一张图表来表述律学、法学、法理学的相关项对比：
律 学……?实然法（规范、技术）……?现实主义、分析实证
法 学……?应然法（原则、理想）……?自然法
法理学……?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价值批判与反思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律学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它是用分析、实证的方法对实然法（主要指规范、技术等）进行研究的知识总称，其往往只体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律学”的视域中，“恶法亦法”(实应表述为“恶律亦律”)的命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相比之下，法学则是塑造和维护社会共同理想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道德的视角对律学的反思，正所谓“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但法学最终仍然只是以曲折不同的方式为现存的“律法”（实然法）之存在寻找其存在之合理性的理论根据，因为法学很难(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Value-free）。也正是在法学的视野中，我们才不难理解“法律的不法”现象。实际上，唯有法理（哲）学才是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对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进探寻和批判，对法学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完成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回归。正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理学就是“人学”。
作出这样的分类与界定是很有意义的。律学、法学与法理学这三者确实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功能，作出这样的界定划分，有助于让我们明白“法”与“律”不是一码子事，它们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体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那样(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划分后还让我们能够明白，法理(哲)学不是一门“技术活”，而是一门“智慧”之学，是人类本有的批判与反思能力在法的领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它还让我们认识到法学(这里是广义的法学)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的集合体”，在法学领域中充满了矛盾和矛盾的运动，任何试图制定出一部“永恒之法”并以此一劳永逸地一统“法世界”的尝试都将为后人所不齿，任何试图在法学理论领域中一元化并对“异已”理论或文化不断贴“标签”的行为都将为历史所嘲笑。只有在这种理论认识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宽容多元文化的并存，才能理解当前“综合法学”潮兴起的原因和价值，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寻找到我们中国法理(哲)学的出路和未来。
三、 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
关于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⑦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同样，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最早对这个问题系统地理论阐述和探求的人是柏拉图。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学派已经引发出了“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律实际是什么”的两个冲突命题，但对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探索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柏拉图从“正义”入手，将正义分为道德的正义与法律的正义，即以正义为纽带来处理应然法（道德正义）与实然法（法律正义）的关系问题，以此试图构建社会治理模型的框架图景。由于他在法治与人治（德治、贤人政治、哲学王）的两极思维中举棋不定，最终造成其一生的二元论“紧张”。叙拉古理想国之梦破灭以后，他走出两极思维，开始重视法律（法治）一极存在的价值，提出“法律是第二等好的选择”，从此奠定了“道德正义（应然法）??法律正义（实然法）二者之间关系是什么”的法理学基本问题框架和研究路径，打开了法理学研究的真正大门。
历史上所有的学派都必须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据此我们也可以分出三大类别：其一是二元对立派，它在两极思维中将实然法与应然法对立起来择一而从，故又可以分为德治派和法治派；其二是两极溶合派或辩证派，这当中又可分为“德主法（律）辅”和“法（律）主德辅”两种；其三便是虚无派或者怀疑论者，如老子主张“惟道是从”、“无为而治”。
此后对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探求不断，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阿奎那和康德。阿奎那将法分为四类，即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试图重新构建法的知识大厦的框架图景，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上帝法（神法）来统摄人法（律、实然示）和自然法（法、应然法）的关系问题，成为那个时代法学精神的精华。随着“3R”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继受）的兴起，哲学终于走出神学的桎梏而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人”从此代替了“神”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理性主义大旗被高高扬起，西方哲学从此开始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战历程。这一切体现在法学领域中便是神学法学的终结和诸多新兴学派林立，如哲理法学、历史法学、实证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其中大多学派是在从事着律学和法学的研究，而真正沿着法理学基本问题开展法理学研究的是哲理法学，代表人物是康德。他通过设定一个先验的“道德律令”而给出一个具有伦理主义含义的独特的“法律”定义，他说：“法律是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他人有意识行为相和谐的全部条件的总合”。哲理法学后来为黑格尔发展到了顶峰，完成了一个建立在先验论基础之上的庞大的概念辩证法大厦，使后人望尘莫及。
最终把人们从法学辩证法沉思中唤醒的是伟大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他以最极端的方式振聋发聩地说：“法律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样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不幸的偶然事件，相反，不确定性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很多人难以接受弗兰克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定义，甚至误认为这只是一种为推进法制改革而故意采取的“极端行为”。实际则不然，因为律学意义上的“法律”是很确定的、很清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竟然拿不出一部用以统治天下的“确实的”“法律”来，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师级的弗兰克不会认识不到，那么弗兰克为什么说法律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还“具有重大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弗兰克所讲的“法律”正是法理学视域中的“法律”，它是一个“应然法（法）??实然法（律）”的关系问题的集中和转化形式，弗兰克所称的“不确定性”正是指二者（法与律）在互动中所形成的那种“张力”，或者说是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确实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确实“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为法理学家们提供了反思的余地和批判的向度。它也许不会向人们提供实用的“科学知识”，但它是一种“智慧”（爱智）的维度，是对人的终极的关怀，是推动这个被层级化了的世界不至于过于专制的元动力。
如果说哲学是人文科学的“黄昏的猫头鹰”，那么法理（哲）学便是法学知识大厦上的“黄昏之鹰”。阐释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主体不可能摆脱“前见”的影响进入研究，任何法学研究的“观察判断”都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⑧。法理学的任务也许正是要对这些“判断”的逻辑“前提”开展批判，通过不断的“前提判断”推动对人的关怀与反思，推动这个世界最大可能地去实现自由和正义，朝着实现人在这个世界上“诗意地生存”之目标不断努力。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过，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身是没有计划的，或者说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并非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进行的，由于进程没有目标，所以也不可将“发展的进程”直接视同“进步的进程”。但发展的进程是有序的，有方向性的，就法律这一现象而言，能够直接胜任此“导航员”职责的，唯有法理学。
关于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既然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就把那些本属于实然法（律学）的领域（如法律的特征、法律的要素、法律的运行等）交给律学，把那些本属于应然法（法学）的领域（如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等）还给法学。至此，法理学似乎已“无家可归”了，恰恰相反，此时的法理学恰恰是“四海为家”，只有这样，法理（哲）学才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任务和范围，在探索、求证“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全心全意地关注“人”。正如舒国滢老师在他的一段访谈录中所讲述的：“法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法律如何想象人，采用何种方式对待人的问题。法哲学本身并不能直接像法律政策学那样起作用，它不告诉你如何决定的具体答案，并提供解决的办法，但它能够帮助人去深刻领悟法的精神，反省法律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强化我们的怀疑意识和认识能力，追寻法律的终极意义，培养法律职业人的职业良知。” ⑨
最后，我想用邓正来教授的一段话来暂时结束本文的讨论：“我认为，尽管中国法学重建的任务极其繁重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但最为艰难且最为基础的工作便是建构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的法律哲学”。⑩最终使法学在与其它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摆脱“不思的”依附状况，维护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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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目前多数教科书；
②张国华 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P405；
③刘金国 刘双舟，《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④J.W.Harris，Legal Philosophies,Butterworths,London 1980,P1；
⑤刘金国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P1 ；
⑥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电子版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219；
⑧参见刘星，《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一个疑问和重述》，电子版
⑨徐利英 陈虹伟 舒国滢，《徜徉于法学与美学之间—舒国滢教授访谈》，电子版；
⑩邓正来，《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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