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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

温州海事局 徐乐游


[摘要] 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具体研究某一类行政行为中的自由裁量权将更具有利于指导实践。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若被滥用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法制建设。因此，本文对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加以深入探讨，按照遵循公平与效率的原则，研究如何运用程序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期有利于海事部门正确、及时而有效地执法，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价值体现；程序控制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的组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惩处的权力。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行政制裁权，行政处罚权从法条中产生时起就带着自由裁量权的性质。“灵活掌握处罚是当代的进步，因为它把每个具体案件作为具体案件对待，给其以适当的处罚，立法机关所应做的是规定哪些行为应受惩罚，规定通常可以接受的惩罚极限，然后允许裁判机关决定给予每个具体违法者以恰如其分的处罚”。 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要根据违法的具体情况在法定裁量权限内，自行判断、自行确定是否处罚、处罚内容、处罚幅度等，从而作出处罚决定，实施处罚。因此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权的同时就是授予了它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在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方面，实体法本身无法控制该裁量权不被滥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只要具备实体法的依据，就具备了合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通过健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
作的法律程序，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步骤、
顺序、时限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控制其不被滥用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方法。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作一探讨。
一、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负效应
何谓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国外代表性的解释是：“指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 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应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 “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 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
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
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它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地推动作用，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持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其集中表现是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为：不正确的目的。行政机关违背授权法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于个人目的或小团体利益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或不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违反客观性（排除主观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权时参与了不正当的主观因素；显失公正。具体行政处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明显不公平；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罚决定时，不按法定程序进行。
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一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畸轻畸重，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群众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不配合行政主体的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增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二是助长特权思想，滋生腐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当前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赋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关。
二、自由裁量权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体现
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海事行政处罚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海事违法行为涉及的内容广泛，情况复杂、变化迅速，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明确具体，详尽无遗；其次，海事问题的专业性、时间性、地域性很强，法律、法规不应该对行政处罚作过于僵化的硬性规定；第三，我国目前的海事法制尚不够健全，有些内容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有些法律、法规尚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一言以蔽之，海事法律、法规应当授予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中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客观情势，权衡轻重，灵活运用，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确保“航运更安全、海洋更清洁”目标的实现。根据我国海事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具体的海事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
海事部门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和海事管理事项的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其行为是否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并经过调查决定是否作出海事行政处罚。
2、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
所谓情节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演变过程。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
在海事法律中，有不少法条规定的是酌定情节。即在量罚时，需由海事部门酌定违法情节的范围、程度和轻重。法条中经常可见“根据不同情节、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污染”等模糊语言来概括、规定，其本身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又缺乏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具体理解和适用，只有听凭海事执法人员去判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船舶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或者使用过期的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情节严重的，船籍港登记机关可以处以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的10%的罚款。”
3、选择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
我国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海事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扣留证书、吊销证书、没收船舶等。
对某一应受海事行政处罚的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行为，到底应如何决定处罚的对象、种类呢？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当然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决定。现行海事法律规定了三种类型：
第一，确定型。即对某种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明确规定了处罚对象、种类，应给予某种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四十九条：“假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由船舶登记机关依法没收该船舶。中国籍船舶假冒外国国籍的，悬挂外国国旗航行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选择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幅度。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设施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3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混合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又规定了可同时选定另一种行政处罚或不处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处以3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可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此外，在对罚款数额的具体规定中，有的只规定了上限，有的既规定了上限，又规定了下限。如《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对船舶所有人的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但对下列情况之一者，罚款的最高额为人民币一千元……”；又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六条：“外国籍船舶未经批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或港口，处以5000元至30000元罚款。”从现有的海事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罚款是所有行政处罚中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也是海事部门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在此，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4、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
海事法律中有些法条所规定的限期行政相对人履行某种义务，既未具体规定履行的期限，也未规定其履行的幅度。如《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在港区、锚地、航道、通航密集区以及主管机关公布的航路内设置、构筑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有碍航行安全的活动。对在上述区域内擅自设置、构筑的设施，主管机关有权责令其所有人限期搬迁或拆除”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就必须根据客观情势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履行的期限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规定的期限必须切实可行而又能体现严格执法，过短或过长都是不适当的。
三、行政程序在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意义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政权的一种，这种权力的运行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为预防和控制负效应的出现，必须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即所谓“自由”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态势表明，自由裁量权出现负效应是因为它的逆向运行或越轨运行，即不按预先设置的方式、方法、步骤运行。从这个角度讲，“行政程序是为行政权力运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 这些都表明了行政程序在制约行政权，保障民主自由，防止专断中的重要作用。
要正确理解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行政程序的概念。行政程序是指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构成的行政行为的过程。 这是国内较一致的看法，这种观点对于研究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意义较大，笔者便依此观点论证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中的价值体现，其主要表现在：
1、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规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重要手段。行政程序一旦设定并法律化后，一方面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享有者、行使者的行政主体的选择行为方式、方法及步骤时必须遵循程序之规定，即按行政程序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去作为，否则就要承担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权利主体的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的设定也可以预防行政主体滥用程序壁垒，拖延行政的行为发生，避免行政主体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主体的义务，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扼制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
2、行政程序是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机制。效率是行政的生命，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行政效率所设置。行政程序是行政自由裁量实现公平、公平的保障，“公平理念使行政主体
及其执法人员更明确自由裁量的责任和意义，同时，在行政执法中的模糊界域刻画出一条相对明朗的基线，给现实的行政执法注入活力，也为行政裁量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价值尺度。” 从局部或阶段表现来看，要求行政主体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自由裁量，似乎是约束了行政主体的行为自由，拖延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的时间，降低了行政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其实不然，遵循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一致的。现代社会行政事务繁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固然需要快速、及时，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片面追求效率，不遵循法定化的公正程序，势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定会行使救济权。这样不但减损行政效能，而且还挫伤人民群众的参政积极性，这种所谓的效率也终将失去。而通过正当行政程序后，即使出现行政行为结果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或不能满足其要求，由于程序已给他们充分的自卫机会，行政主体作了充分的公正努力，行政相对人的不满情绪就会被淡化或消除，他们能给行政主体充分的理解，从而减少事后的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客观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3、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关键。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动作的程序中，赋予相对人必要的程序权利，就能使行政相对人通过行使自己的程序权利来达到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而实现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控制的目的。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给予相对人同等充分的机会来了解情况、陈述理由和要求，赋予他们收集相关的情报资料、得到告知和教示、申请听证等程序权利，不但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超出“自由”的范围成为一种无
限的权利，规范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正当的拓展，而且还是保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范围之内体现合理性的一种安全阀。
应该说，如何使行政相对人既懂得以实体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学会运用程序规则不使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义务不被加重，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四、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
法贵在执行。没有法的正确、全面、切实地实施，法的效力就不可能实现。《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处罚程序、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政处罚法》详细规定了行政处罚程序，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正式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步骤等。并贯彻了当事人的“被告知的权利”和“防卫权”。但在海事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法》及在其基础上制订的《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明确的处罚程序也存在着瑕疵，具体条文操作性不强，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要表现在：
1、关于告知程序的规定。对告知的方式、时间与内容的关系上不明确。如在方式上，条款只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告知的义务，但是行政机关如何告知则无明文规定。是书面告知还是口头告知，或者是采取电话告知还是采取其他方式，从条款来看似乎都是允许的。
2、关于一般程序的规定。在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的规定中，无立案程序的规定。如果对行政处罚案件能否成立及立案条件、程序都无明确规定的话，行政机关又如何能围绕被查处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等一系列活动呢？另外，没有对调查终结后作出决定的期限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8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作出处罚、不予处罚、移送司法机关的决定。但是，对作出是否予以处罚或其他的决定却没有时间上的要求，这种无期限限制的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3、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没有关于利害相对人可否要求举行听证的规定；没有关于行政机关举行听证的期限规定；没有关于听证记录排斥原则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3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该条规定了经过听证后仍按一般程序作出决定而无关于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相应决定的规定。
完整、连续、合理的羁束性程序规范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保障。为了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控制机制，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完善、规范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监控。借鉴别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由下列程序制度构成：
1、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无对情报公开作统一的、明确的、详细的规定。但有关法律已作了部分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规定，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法官驱逐律师 权“术”挤兑法律

事件回放
贵阳市小河区法院开庭审理黎庆洪刑事案件，从报道看，已经演绎成法官与辩护律师的对决赛，庭审激烈进行中，律师频频抗议，法官不示弱，庭审中对辩护律师提出口头警告、训诫多达十余人次，并当场将3名辩护律师逐出法庭。因辩护律师集体就管辖权问题向法庭质疑，多名被告人请求公诉人、审判长回避，驳回后又提出复议申请，审判长不得不多次休庭。
庭审结束后，小河区法院相关负责人曾约谈周泽、迟夙生、朱明勇等多名辩护律师，法院人士对律师未能配合庭审表示失望，并要求不要为难审判长。众律师表示面对该案程序上存在的系列违法行为，法院应坚守法律的底线和良知。虽后的庭审，法警增加，气氛凝重。
其中还出现两则怪象，一是法官迟到一小时才开庭，律师要求法庭做说明；二是延迟开庭期间公诉人频繁走上审判席和合议庭沟通，律师表达不同意见，审判长对提议律师进行口头训诫，辩护律师坚持要求解释，审判长命令法警把律师驱逐出法庭。引得多名律师举手要求发言未被准许。接着又有辩护律师也被审判长以未遵守法庭纪律为由逐出法庭，还有的律师被逐一点名予以口头警告。
宣读起诉书过程中，被告人黎庆洪喊了起来“法庭不能公正审理，把我也驱逐吧。”审判长命法警架走黎庆洪，再次引来律师抗议，续庭时法院要求3名被逐出法庭的律师出具遵守法庭纪律的保证书，被律师以庭审违法予以拒绝，最终他们未被准许进入法庭参与辩护。
看似“正确”的错误
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应当遵守法庭纪律，指的是辩护人必须为维护被告人的法定权益开展辩护工作，依据法律规定提出辩护意见，遵守正常的法庭审理秩序。但从事件发展过程似乎看得出，审理案件的法官明显要求辩护人配合法庭，帮助审判长“顺利”审理案件，正因为有这个不合法现象，辩护律师没有配合。1月10日的庭审中，律师质疑法庭程序违规，要求解释被拒，审判人员对律师提出口头警告、训诫，将3名辩护律师逐出法庭。事后法院有关人士约谈律师，要求他们配合庭审，不要为难审判长，帮助审判长将案件顺利审理完毕。其实，辩护律师有权就程序违规等问题提出质疑，此项质疑有利于保障审判公正进行。庭审中审判长有权制止各种故意违反法庭审判秩序的行为，但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当予以认真分析，不应随意动粗而将律师逐出法庭。
扼杀司法的悲剧
媒体报端可见，审判长驱逐辩护律师的现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权人员将律师的辩护视为制造障碍，没有充分认识到对保障案件公正审理的重要意义。当下，中国法律界人士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促进法治进程，法治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人们普遍感到民众的法律意识与权力拥有者的法律认识不成一体，也渐渐使民众对法治产生冷漠感，象本案当中的审者那种居高临下神态和自作主张的言语，让人不禁产生疑问，这能是走向成熟的中国司法吗？辩护律师的作法有可能不合审者的节拍，但隐含着对刑事法律的韵律，审案法官从态度到行举走向极端，迷失自我，脱离法律实践，不顾法律基本功能，过度引用所谓的驱逐权，实在没有必要，这样的作法只能让法律失去力量，失去生命力。
我们知道法律实施要靠司法撑起来，而不是靠法官自己的态度，这是一起看似正确的错误。法庭在没有充分理由时就对律师动辄采取训诫甚至驱逐出法庭，显然是对律师辩护权利的践踏，是一种极端行径。法官的错误定论自在不言中。诸如此类，给中国法治实践带来太多的变化，有了太多的不如意，需要我们直视，看着这个泡沫法庭充斥着的司法生态，急需法律从业人员源自内心对法律的真感，而不是冲动、冲击或冲撞。本案当审者以强势姿态留下各异，等于给自己套上了一副枷锁，是在扼杀法律的同是扼杀自我，扼杀司法，是更大的悲剧。
下来吧高高在上的判官
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潮流中，同样有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我们应该站在一起，将自身的感悟融进法律。
我们说审判是一门艺术的表达方式，是高境界的艺术，既然是艺术，那就不是单一的，至少应当接受来自各方的评辩。黎案审者不与主流合一，踏上一条自作主张的老路，难以破茧权术的思维贯性，笔者断言其难有优秀的审判。
法庭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神圣而不神秘，庄重而不装腔，用轻松的方式谈严肃的话题，产出一桩桩饱含法律内容的案例，只有这样才能让世人听到法律的声音，跟随法治节拍，走向法治明天。
尘世百态蕴托人的灵魂，生活中难免是是非非，通过法律官道得以解决争端，无论是民案还是刑案，都将慰藉法律鲜活，进入法庭的诉讼，即有轰轰烈烈，也有鸡毛蒜皮，当审者真正的大手笔在于将庭审秩序组织好，更多地听取控辩双方的表达，在平凡的审理之中传神法律，把法律的故事讲好，才更加动听、更加动人。
主审法官固然有偏好，但当步入法堂之上，就不能对法律持之冷漠，对当事人持之冷眼，法律工作不是玩弄权术，需要的是调整好心态，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超越具体的事和人的精神，报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都要源自法官对法律的信念，对法律职业的激情，以及为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而献身的理念。
如果以权施术，则是对错颠倒，是法律界人士的耻辱；如果无法有“术”，以“术”得势，得势后更热衷于“术”，就会把法律搞乱，把法庭搞乱，以其低劣的素质影响法律，成为法律界一个暂时无法消除的污点。我们说有法律之术是好事，法律之术需要受到法律职业道德特定的约束，而不是诸如此类争权逐利之术，不是将礼义廉耻抛于九霄云外之术，拥有此术者只能把法律和法庭染成黑色一笔。法律界是高尚风范的世界，有风度，有信义，正义和公正是法律的根基，无耻者闯入肯定会被驱逐。
笔者认为，在法律领域，理性比技能更重，实力比势力更强，占据法律职位的人，不应当高高在上，某种意义上看，我们都是法律领域的匆匆过客，但现实行动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视，法律职业人的一举一动，都对法律文化和法律生态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万不可小视。
驱逐令何其随意
逐出法庭是民间俗称的提法，法律用语是“责令退出法庭”。《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被处罚人对罚款、拘留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合议庭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对于违反法庭秩序情节较轻的，应当当庭警告制止并进行训诫；（二）对于不听警告制止的，可以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三）对于违反法庭秩序情节严重的，经报请院长批准后，对行为人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应当着装整洁；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维护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发言、陈述和辩论，须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第十一条规定：对于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可以口头警告、训诫，也可以责令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可以看出：律师出庭必须遵守的义务：衣着整洁；发言时要经审判人员许可；不得喧哗、吵闹；不得有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刑事犯罪行为。律师违反上述义务，按照法律和法庭规则规定，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从制止行为看，是以着装、服从指挥、维护秩序为行为客体；从采取的措施的严重程度看，由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递增式制罚，处罚的合理性原则是适用轻处罚能解决问题就没有必要用重的处罚。本案参与辩护的律师衣着没有问题，也没有不服从法庭指挥的行为，是依法提出回避，要求复议，要求解释，理由正当，律师也是深谙法律之师，不至于无聊到大闹法庭，所以说，参与辩护的律师，不但不该受训，反而需要支持和鼓励。只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说明当前的法律法规对于辩护律师的保障不健全，说明法官对法律职业的要求和素质需要提升。避免像黎庆洪案这样因为质疑法庭程序违规就被逐出法庭，需要司法工作人员提高认识水平，有必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保障力度，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法治化水平与人权保障事业发展。
法官庭审义务多于权利
庭审调查事项控制权，即是权力，更是义务。是法官为形成裁判提供案件的基础，对庭审调查的范围、控辩双方的争点加以确定、变更或对其施加影响的诉讼职权。法官的庭审调查事项控制权不同于证据调查权，它影响着证据调查的范围并对裁判结果产生影响。英美法系虽然法官没有主动的证据调查权，却仍对庭审调查的事项产生一定影响。
秩序维护权：
一是诉讼许可：法官通过诉讼许可权对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进行控制，保证审判活动有序进行。任何诉讼参与人非经法庭许可不得退庭；控辩双方进行证据调查和辩论必须经过法庭许可。
二是制止询问、辩论权：法官及时制止控辩双方不正当的询问和辩论，避免控辩双方法庭中的对抗变为无意义的纠缠和人身攻击，维持法庭秩序，使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充分发挥，避免不必要的拖延。控辩双方庭审中的询问权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通过询问本方证人可以使本方的诉讼主张得到支持和印证，而对对方证人的询问则可以揭示其证言的漏洞，动摇证据的可信性。交叉询问被称为当事人主义诉讼中发现案件事实的最佳装备。在美国交叉询问权被上升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日本和德国刑事诉讼法法典中，都明确规定了抗辩双方交叉询问的方式。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在法庭审理中，向证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法官在控辩双方交叉询问中除了要认真听证外，保证交叉询问的正常进行，维护交叉询问所应遵循的规则，发现控辩双方违反规则的询问主动制止，或根据一方的异议命令另一方停止询问，并将询问中的混乱问题及时澄清。
三是程序进程决定权：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中，原则上法官有完全的程序进程决定权；在英美法系，控辩双方分割了一部分程序进程的控制权，例如：美国控辩双方通过辩诉交易而使审判程序简化，无须召集陪审团开庭审理；英国被指控犯两可罪的被告人可以选择到治安法院接受审判，而避免刑事法院的正式审判。在大陆法系的特别程序中，控辩双方也有一定程序控制权。英美法系法官除在审判遇到障碍时做出相关决定之外，对程序进程仍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例如：在美国开庭之前，如果被告人认为检察官违反了某一重要法律规定，特别是违反了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向法官申请，法官裁定可以撤销案件，将被告人无罪释放，不进行审理；如果陪审员的评议结果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职业法官有权撤销陪审团裁决并解散陪审员，重新召集陪审团审理；在英国法庭上，被告人可以不作答辩而要求撤销起诉，如果起诉书明显不成立，法院应当直接撤销起诉，而无须由陪审团进行审理。
四是程序强制权：程序强制权是为保障审判程序顺利进行，而排除程序障碍、维护审判秩序的强制性手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法院有权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四种强制措施。通过对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保证被告人到庭接受审判，使庭审正常进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庭审中，法官对扰乱审判秩序的人，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手段。在法庭审理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
对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法官能否直接进行定罪和量刑，我国对此没有特殊规定。英美法系中，对藐视法庭罪法官可以当庭立即对犯罪人传讯并对其定罪。对藐视法庭罪的审理是一种无控诉程序。藐视法庭罪起源于十二世纪英国的巡回审判。当时法官在审判地随时可能遭遇破坏开庭或伤害法官的事件，在开庭审判中有时也可能有旁听的群众或被害人亲属向法庭扔鸡蛋、西红柿等等破坏审判秩序的事件。为了维护法庭秩序、捍卫法律尊严、建立法官权威，法官有权当即对破坏肇事者予以处罚。这种权力在英国和美国的司法制度中一直被保留下来，并被国际司法界所认可。美国大法官费利克思曾说过“无可争辩的是自从美国开国以来，惩罚藐视法庭罪的权力是否符合宪法从来未受到过怀疑。”
发掘真相的义务：刑事审判的适用基础是犯罪的发生不为法官亲眼所见，要追究犯罪，不能由法官主观臆断、偏听偏信，而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科学的诉讼程序来查明案件真相，因此需要通过侦查和起诉将罪犯引渡到法庭。
充分保障辩护权：被告人有权聘请辩护人，审判组织应在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