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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经济下的公证诚信

诚实信用原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法基本原则，被称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讲诚实、守信用。公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信用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代表国家对自由经济、民事活动进行适当干预，确保各类经济、民事主体保持诚信，确保各种经济、民事活动真实、合法、公平、公正，避免和减少风险，确保合作、交易安全，并为依法进行各种经济、民事活动和解决各类纠纷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真实可靠的证据。诚信是公证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公证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公证在社会信用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这都是不可争议的事实，然而在当公证机构被剥离了行政色彩，推向市场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重新探讨市场经济下诚信对于公证的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都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但也应该看到的是，有很多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急功近利，言而无信在日常交易中频频出现，客观上导致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欺骗，社会诚信度下降，人们开始怀疑一切。这种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充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主导生产，而不是由政府强制，让市场主导经济发展这种情况下，能够极大的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容易诱发人的贪欲，求利心理。特别是当个别人在牺牲了诚信能够换取经济上的最大利益后，就会引发更多人的效仿，不诚信会渐渐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长时间受封建意识的影响，人真实的欲望难以表达，谄媚常常换来好处，诚信却令人处处吃亏的思想根深蒂固，进而使社会诚信度失衡。而不诚信的最大后果就是交易难，交易成本高，交易风险大，经济发展缓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公证的作用就尤其的突显出来，也正是这样的情况才使更多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与公证。公证能够给人放心，而法律所赋予公证的三大效力更是努力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第一、证据效力。公证书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一旦涉及诉讼，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将“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列为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之一。
第二、强制执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必经过诉讼程序。
第三、法律要件效力。即法律、法规规定或国际惯例或当事人约定必须办理公证的法律行为若不履行公证程序，则该项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不具备法律效力。公证书是国际交往中各国公认的文书，它不同于一般文书，具有效力上的公示性、公信性以及适用上的普通性、跨越性。公证文书的出具，体现了不应被怀疑的诚信原则，体现在对当事人事实的一种真诚的记录。它的信誉就是公证文书在社会上的公信力，并且其效力遍于全世界。
如此有力的效力让公证成为人们信赖的标志，公证成了繁杂的交易中能够让人安心的一块净土。但同时也是一些不法之徒千方百计想要利用的工具，公证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会与不诚信的人打交道，如有些审办涉外公证的当事人办理假学历，假经历、假亲属、假结婚等；还有的当事人拿着假公章、假营业执照、假证件申办经济合同公证。也有经过公证的经济合同一方当事人擅自违约，如借款人不按期还款。在一些招投标活动中有的招标单位企图以公证为幌子，事先内定中标单位等等。作为预防性的法律证明机构，公证肩负着对被证明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调查、审查、把关工作，是预防纠纷的一道重要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巩固凭的就是评价诚信的公证人的诚信。
然而近年来，尤其是当武汉体彩舞弊案和西安宝马案之后，公证业的诚信受到空前的质疑。不知不觉中，公证这个靠信用吃饭的行业，开始面对诚信的流失。自公证机构改革以后，公证机构不再是国家机关，而是自负盈亏的事业法人和中介机构。进入市场以后的公证机构，既要行使国家的公共证明权利，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一方面要坚守诚信原则，一方面又要忍受利益的诱惑。可是，利益要求最终会决定行为方式，加之无相应立法，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一暂就是二十多年，公证法迟迟不能出台，使公证行为本身就缺法可依，导致公证机构可以随意拿作为国家公权的国家证明权作换取部门利益的筹码，参与非法利益的再分配，甚至做腐败和作弊的帮凶，完全背离了公证的初衷，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加剧了社会的不诚信度。
导致这样的结果，也就是国家证明权成为商品的主要原因是：
公证市场化导致国家公共证明权利成为商品；由于从前的行政体制下的公证机构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将其转制为自负盈亏的社会中介组织，然而改革并不是要把公证处完全推向市场，公证行为完全市场化运做，那样势必导致公证业如菜市场，国家证明权如白菜土豆般交费即与。
公证处管辖范围不明，公证处之间竞争激烈致使公信力下降；曾经一度出现没有出不了的证，什么处女公证，整容公证，爱情公证，绝食公证，只要在我的公证处办理，就绝对配合当事人的请求，服务周到，价格低廉。为的就是争取案源，与其他公证处竞争。也就是说，蛋糕只有一块，谁的“服务”好，吃到的就多，而不是分割好给每人，慢慢消化。
公证业务无法定与非法定之分，统统归于当事人自愿，公证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如果不去努力迎合当事人的需求，就难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更难得到这笔业务。看一些地方公证处网站上刊登的公证人员为争取业务而奔波的文章，宛如一般商品的推销，这既是公证业的无奈，也是法律界的无奈。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日前在安徽调研司法行政工作时表示，中国的公证应当实行实质公证，不能市场化。张福森指出，公证市场化，必然与公证制度的基本定性相悖，也会带来过度竞争，导致公证的公信力下降，进而危及公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必须注意防范和坚决制止。他认为，公证机构的设置、布局和公证人员的执业准入，不能由市场说了算，司法行政部门要代表国家进行调控，并发挥主导作用。要坚决遏制公证机构通过回扣、协办费等手段争揽证源的不正当竞争。
诚信正是在市场竞争中流失的，或者可以说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就有丧失诚信的条件，而作为建立和巩固诚信原则的公证制度，应该立足于市场经济，又不可自身市场化，如球场上的裁判，不能参与角逐，但又不能离开球场，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又不至于偏袒任何一方。公证机构虽然不是裁判，却永远是各种交易的见证人。既要射门，又要吹哨的裁判没见过，将公证处定性为自主开展业务、独立承担责任、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的事业机构，却又指望其执行国家职能、发挥监督作用，也同样是鱼与熊掌兼得的美丽幻想。
面对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流失，笔者认为应当由以下方式来固本防失：
第一、进一步完善公证相关法律法规，在即将出台的《公证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明确法定“必须公证”事项，把公证的业务来源在法律上加以强制，同时也是诚信保障在立法上的表现。也只有先以立法的方式确定“必须公证”，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证的公正；
第二、明确公证机构性质，即使为事业机构或合伙制，也不能简单的推向市场，要加强监督和处罚力度，明确责任，从行政管理角度确保公证的行为严谨；
第三、规范证据搜集制度，同时注意公证机构对于证据搜集硬件设施的保障，减少失误，在制度上和技术上保证公证的证据合法有效；
第四、加强公证人员素质建设，推进公证员职业化进程。诚信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公证员的自身素质，只有公证员爱岗敬业，坚持法律与事实，才能在工作中作到诚信为本；
第五、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诚信教育，诚信宣传，光凭公证员公证机构的诚信，既不能成功，也不会长久。诚信其实是全社会的责任。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不可无信，公证员更是如此，公证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诚信”二字，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诚信关系着公证业的存亡，诚信不仅是个人的立世之本，也是公证的固业之根。

杭州市西湖区公证处 郭英儒
二OO四年九月




林业部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


（1996年9月26日经林业部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安定团结，促进林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
处理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以下简称林权争议），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
第四条 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林业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设立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统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分别负责办理林权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林权争议发生后，当事人所在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在林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伐有争议的林木，不得在有争议的林地上从事基本建设或者其他生产活动。

第二章 处理依据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
第七条 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
（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
（二）土地改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的土地清册；
（三）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赠送凭证及附图；
（四）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
（五）对同一起林权争议有数次处理协议或者决定的，以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最终决定或者所在地人民政府作出的最后一次决定为依据；
（六）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判决。
第八条 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
（一）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该单位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及附图；
（二）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
（三）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
（四）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
第九条 土地改革前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
第十条 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
第十二条 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章 处理程序
第十三条 林权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主动、互谅、互让地协商解决。经协商依法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及附图上签字或者盖章，并报所在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备案；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申请处理。
第十四条 林权争议由当事人共同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负责办理具体处理工作。
第十五条 申请处理林权争议的，申请人应当向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提交《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争议的现状，包括争议面积、林木蓄积，争议地所在的行政区域位置、四至和附图；
（三）争议的事由，包括发生争议的时间、原因；
（四）当事人的协商意见。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统一印制。
第十六条 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在接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后，应当及时组织办理。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
第十八条 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署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制作处理意见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
处理意见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争议的事由、各方的主张及出具的证据；
（三）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四）处理意见。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或者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凡涉及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经营范围变更的，应当事先征得原批准机关同意。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自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章 奖励和惩罚
第二十三条 在林权争议处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十四条 伪造、变造、涂改本办法规定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的，由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收缴其伪造、变造、涂改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林权争议解决以前，擅自采伐有争议的林木或者在有争议的林地上从事基本建设及其他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在处理林权争议过程中，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林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