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
吴 丹 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
摘 要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其不当适用可能导致侦查陷阱。在美国判例法上，从对侦查陷阱的宽容态度到“陷阱之法理”再到“正当程序抗辩”，围绕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演绎了规制侦查权的艰难历程，折射出侦查程序中关注人权保障的深层底蕴。由此得到启示，我国目前实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也亟待法律规范。
关键词 诱惑侦查；侦查陷阱；陷阱抗辩；正当程序抗辩；法律规制
为了侦缉某些隐蔽性强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往往设计某种诱导犯罪的条件或机会，待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当场将其拘捕。这种运用诱导性手段进行刑事侦查的例子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侦查机关也将这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当作出奇制胜之法宝。问题是，如果被诱惑者原本乃清白之人，并无犯罪意图，他仅仅因为侦查人员实施的强烈诱惑而犯罪，侦查机关是否有罗织圈套、陷人入罪的嫌疑？如果这种侦查手段是违法的，那么作为公民有没有权利对之提出抗辩呢？
让我们看看最早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美国，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美国于1910年FBI成立后，就开始将这种诱惑性手段运用于刑事侦查中，在间谍活动频繁的二战期间尤甚。学界称之为Encouragement[1]，可译为“刺激侦查”或“诱惑侦查”。它又因被诱惑者先前有无犯罪倾向而在理论上区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后者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侦查陷阱（police entrapment）。对侦查陷阱的经典定义表述为，“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implant ）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2]这种侦查方法曾被侦查机关不加区分地广泛采用，并为法律所容许，但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3]然而，对于侦查陷阱进法律规制的过程，在美国判例法上却演绎了一段漫长之路。
最早对侦查陷阱进行规制的案例乃要溯及到1932年的索勒斯（Sorrells）案 [4]。该案发生在美国禁酒法（the National Prohibition Act）时期，装扮成旅行者的侦查员在与索勒斯交谈中，得知二人在一战时曾在同一部队，于是便借战友情再而三地纠缠索勒斯，要求其提供威士忌。索勒斯虽极不情愿，但难违战友之情，最终提供了威士忌，随即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和二审都对索勒斯作出了有罪判决，但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决定本案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应处罚由于侦查人员的行为而制造的原本清白的公民所实施的犯罪”，“如果被告人以‘陷阱’为由主张无罪，那么理应接受相关的个人行为与品格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仍使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那也只是抗辩的性质自身招致的结果而已。”据此，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撤消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从而首次以判例确认了“陷阱抗辩”（entrapment defense）。然而，对于判断构成陷阱的依据，几位法官内部稍有分歧。主审法官Hughes 为首的多数派认为陷阱抗辩旨在禁止执法人员通过“引诱无辜者(innocent person)犯罪进而对其惩罚”的方法来进行刑事侦查，因此陷阱抗辩应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的意图（intent）或倾向（predisposition）；而Roberts等少数法官则认为“对于因政府自身的侦查行为鼓励（instigate）的犯罪，法院应该关闭对该罪进行审理的大门（即驳回起诉）”，从而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政府的行为是否在诱导犯罪。[5]这种分歧就为以后关于陷阱抗辩的主观说（Subjective approach）和客观说（Objective approach）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58年的谢尔曼（Sherman）提供毒品案[6]，是形成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的标志性案例。该案是因侦查机关的耳目在一家诊所治疗毒瘾时，遇到了也在那里治疗的谢尔曼，遂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多次要求对方提供毒品，谢尔曼再三推辞，但最终还是为他弄到了几包毒品，因此被逮捕。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援引了索勒斯一案中Warren法官的话，“决定陷阱抗辩是否成立，必须在坠入陷阱的‘轻率的清白者’（unwary innocent）和‘轻率的犯罪者’（unwary criminal）之间划一条界线”，再次肯定了索勒斯案中多数派的意见，撤消了地方法院对谢尔曼的有罪判决。同样地，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也有类似前案的内部之争，但仍然是主观说占了上风，从而使该案与索勒斯案一脉相承，确定了以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倾向作为侦查陷阱成立与否标准的“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llors-Sherman Test），“陷阱之法理”基本形成。
二
尽管以“索勒斯——谢尔曼准则”为代表的主观标准说占据了美国司法界“陷阱之法理”的主导地位，但在学术界却引发了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的争鸣。前者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后者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孰是孰非，几十年来在美国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
反对主观说的人认为，“不关注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区别有犯意（predisposed）和无犯意（nondisposed）——这正是主观说忽略的因素”[7]，因而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并且由于主观犯意很难判断，企图设定一个界限无异于制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8]因而不易把握。虽然联邦司法系统和多数州采纳了主观说，但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说仍然取得一席地位，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等13州法院和多数学者的支持，并且被《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所认可。[9]客观说早期以源于大陆法系的“诱惑者之法理”（Law of agent provocateur）为理论基础，后继联邦最高法院部分法官和一些学者的发展完善，得以对抗主观说。它强调陷阱之构成应考察诱惑侦查本身是否具有诱发他人产生犯意的性质，而衡量的标准往往集中于侦查人员有无实行诱惑侦查的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他们提了两个原则[10]：（1）如果警察的行为引发了正常守法者的犯罪动机（motive）而不是普通罪犯意图，则侦查陷阱成立，例如，行为引起了某人处出于友情或同情犯罪而非因谋求个人利益或其他犯罪目的；（2）积极的（affirmative）警察行为如果通常能吸引一个正常的守法者参与犯罪，则同样构成侦查陷阱，例如警察行为包括：保证被告人所为不犯法或该犯罪不会被侦查，提供过高的报酬或类似的诱惑。
批评客观说的人指出，同样适当的诱惑行为，如果针对那些自制力弱的人，则很可能是违法的；同样的过分的诱惑行为，如果针对意志力强的狡猾的犯罪，则可能毫无作用。[11]那么，完全抛开被告人的主观因素来判断侦查行为是否构成陷阱，无疑也不能避免片面性。
主观说和客观都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有人提出两者沟通说。[12]他们认为这种分类过分扩大了两者的差别，其实两者是相通的，理由有：第一，客观说所依据的可能性（likelihood）在很的程度上依赖于诱导所针对的目标（target）只要警察将其注意力直接指向那些有犯意的人，构成侦查陷阱的风险客观来说就很小，诱惑行为就是允许的。在大多数情况中，只要被告人存在犯意，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是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第二，大多数法院采纳客观说时都辅之以起因要件（causation requirement），此要件意味着被告人不仅须说明诱导行为的非正当性，而且须说明诱惑行为致使他犯罪。如果此要件被严格采用，实质上主客观说之间的差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在德劳瑞恩(Delorean)案中，主客观沟通说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德劳瑞恩当时急需一千万美元来拯救其汽车公司，FBI的情报人员霍夫曼系德氏以前的邻居，向他透露了从事的毒品交易，怂恿德氏卷入大宗的毒品交易并利用其名下公司洗钱。德劳瑞恩因此遭到了逮捕，但结果被判无罪。尽管从陪审员事后发表的评论来看，他们似乎采纳了客观标准说，但有人指出，该判决不但是以否定FBI采取的侦查行为方法为基础，而且还基于政府不能证实德劳瑞恩的犯罪之结论[13]。这实际上结合了主客观说之证明责任，给予主客观因素相同程度的关注，于是差别就无形中被模糊(smudged)了。
三
1973年的拉塞尔(Russell)案中[14]，陷阱抗辩开始被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在该案中，侦查机关为了破获制造毒品的犯罪组织，向拉塞尔等被告人提供了一些制造毒品必需的原料和器材（并非违禁品但入手困难），侦查人员以此为便利得以查看制毒现场并获得了毒品样品。当被告人利用这些原料和器材制造出毒品后，即以制造、贩卖毒品为由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判决有罪，被告人不服，在二审时他援引了违法收集证据的排除法则，主张侦查机关参与犯罪并在犯罪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从而认为对自己的起诉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被告人的理由，Stewart、Brennan和Marshall法官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确不允许执法机关为了使被告人被判有罪而采取违反刑事诉讼原则的过分行为，但是本案中的侦查机关仅仅向被告人提供了并非违禁的原料，并未违背违法收集证据法则，故被告人主张的正当程序抗辩不成立。在本案中，法官讨论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原有范围，而上升到政府的行为“是否违背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principles of due process）”、“是否违背基本的公正(fairness)和普遍意义上的正义(justice)”的高度，[15]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该案及随后的汉普顿案（Hampton v.U.S.,1976）中，联邦最高法院都否定了被告人的宪法性（constitutional）抗辩，但并不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正当程序抗辩不会被采纳，因为正当程序乃是支撑美国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果然，在1978年的托戈（Twigg）制造毒品案[16]中，第三巡回法院首次采纳了正当程序抗辩。这起案件是由侦查人员与友人托戈交往时，共谋制造毒品，之后又由侦查机关提供制造器材、原料和场所，当托戈与该侦查人员共同提炼出6磅毒品后，受到了逮捕和起诉。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完全是以起诉虽有犯罪前科但过着平静生活的被告人为目的，“我们不能容忍执法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和对由此诱发的犯罪所作的起诉。”他们认可了被告人提出的正当程序抗辩，从宪法角度批评了国家执法机关诱使清白的公民犯罪的极端行为。但是由于该判决是由第三巡回法院而非联邦最高法院所作，自然也遭致了一些非议，有的法院就遭讽正当程序抗辩是侦查陷阱的“私生子”(illegitimate offspring)，对此有学者马上回应说，保护个人的宪法权利并不必然要求“大法官之足”（chancellor’s foot）先行。[17]
由于正当程序抗辩超越了传统的主客观之争，将政府行为纳入到合宪法性角度进行考虑，更严格地限制侦查陷阱的实施，因此，在诱惑侦查频繁发生的七八十年代之美国，其对于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扩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后发生的震惊美国ABSCAM事件，使得对侦查陷阱进行法律规制遂成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共识。以此为契机，美国司法部制定了《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Attorney General’s Guidelines on FBI Undercover Operations)，该基准在注意不与正当程序原则和“陷阱之法理”相抵触的前提下，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的许可基准、申请程序的实施期间，从而实现了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对诱惑侦查的规制。
四
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利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18]作为侦查机关，维护社会安定，有效地打击犯罪是其职责所在，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许多新型的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以其高度的隐蔽性和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诱惑侦查的产生正是顺应了更有效打击犯罪的需要，并被实践证明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侦查手段。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然而，正如本文所引案例时指出的，这种侦查带来的一个最大危害是可能导致诱人犯罪，侵犯公民的权益。那么，在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同时就应当防范“侦查陷阱”的形成。美国从对诱惑侦查的过于宽容到以“陷阱抗辩”限制，最后将之纳入宪法的“正当程序抗辩”，充分表明了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围绕着诱惑侦查权的行使和抑制，生动展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透过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体会到刑事程序应具有的对于个人权利的深切关怀。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学界对于诱惑侦查理论还相当陌生，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的犯罪侦查中却是存在诱惑侦查手段的。但是，这种实践中通行的做法在法律上却找不到相关的依据。虽然公安部在1984年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中曾对特情设制和证据采纳方面作过一些简单规定，但法律上对诱惑侦查的明确规制则依然是一个空白。如何面对侦查陷阱——这是关系到实现侦查法治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中专横之恶和危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19]基于此，笔者由美国关于规制诱惑侦查理论得到启示，简要提出如下几点规制我国诱惑侦查的建议：首先，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具有相当隐蔽性的无被害人案件，而且限于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对政治犯罪则鉴于ABSCAM事件教训，不宜采用；其次，诱惑侦查对象应当针对那些“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再次，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适度性原则，不得以侦查人员为主采取过分诱惑行为；最后，从程序控制上说，应当设定一个严格的审批监督程序，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
面对侦查陷阱，我们也应当享有说“不”的权利。“程序的法治化，首先应当是侦查权力的法治化。”权力必须得以行使，但必须是合法地行使，侦查的合法界限在于侦查必要性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衡平，诱惑侦查的底线在于不能设置陷阱，不能诱人犯罪。在弘扬程序正义，实现法治的今天，我们是否应当检讨司空见惯的权力运作之隐患，是否给予弱小的个人权利以更多的关注？这种思考对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严打”或许是一贴清凉剂。
作者地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研9901班，邮编：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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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
颁布单位：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颁布日期：2006.09.30
实施日期：2007.01.01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成立的宗教团体、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依法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与国家、社会、公民之间存在的各项相关社会公共事务。
第三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简称信教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简称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和不同教派的公民应当互相尊重，和睦相处。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四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等宗教组织和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宗教组织和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不受外国势力的干预和支配。
宗教组织和宗教教职人员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宗教事务行政管理工作的领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宗教事务行政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上一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导、监督下一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宗教事务行政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做好本辖区的宗教事务行政管理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行政机关做好宗教事务有关行政管理工作。
第七条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出显著成绩的宗教组织、宗教教职人员，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宗教团体
第八条本条例所称宗教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和天主教湖南教区等宗教团体。
成立、变更和注销宗教团体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九条宗教团体应当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并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民政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十条宗教团体应当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按照教规、教义指导教务，依法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宗教团体可以进行宗教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可以按照国家与本省有关印刷、出版管理等方面的规定，经批准后编辑、印刷宗教书刊、宗教电子出版物和宗教音像制品等。
第三章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二条本条例所称宗教活动场所，是指依法登记的供信教公民开展宗教活动的佛教寺庵、道教宫观、伊斯兰教清真寺、天主教教堂、基督教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根据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征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同意，可以指定某一处所为临时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三条筹备设立（含重建）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按照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改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应当经原登记机关批准。筹备设立（含重建）、改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的申请获得批准后，再依法办理基本建设工程等审批手续。
恢复开放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活动场所和迁移、修缮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活动场所，除按前款规定报经批准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文物等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非宗教组织不得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和其他宗教设施。
第十四条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露天宗教造像。
第十五条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合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宗教活动场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设立登记后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可以参与民事活动。
第十六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民主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成员经民主推选，报登记机关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本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教育和管理；
（二）安排本场所的宗教活动和教内事务；（三）兴办以自养为目的的生产服务企业；（四）管理、使用本场所的房屋、收入及其他财产；（五）维护本场所的合法权益；
（六）每年向登记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管理情况报告；
（七）管理本场所的其他事务。
第十七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建立健全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档案、环境保护等管理制度，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十八条任何组织和个人进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各项规定，尊重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
第十九条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内销售或者赠送宗教出版物、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其他宗教宣传品。
第二十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户籍管理规定，到所在地公安机关为宗教教职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范围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广告片，应当事先征得宗教活动场所和登记机关的同意。
第二十二条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位于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以及其他旅游区、点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其管理组织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文物和自然环境。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对位于风景名胜区的宗教活动场所，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协调、处理宗教活动场所与园林、文物、旅游等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
宗教人士进入旅游景点内的本教活动场所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门票优惠。
第四章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十四条宗教教职人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爱国爱教，品德端正，有相应的宗教学识。
第二十五条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由宗教团体按照本教的全国宗教团体有关规定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其中，省级以上重点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宗教教职人员可以依照教规、教义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指定的临时宗教活动场所主持或者参与主持宗教活动。未取得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人员，不得主持宗教活动。
禁止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或者借宗教名义进行非法敛财等活动。
第二十七条宗教教职人员在省内跨行政区域主持或者参与主持宗教活动，应当经派出地和接受地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同意，并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到省外主持或者参与主持宗教活动以及外省宗教教职人员来本省主持或者参与主持宗教活动，由其所属的宗教团体报省宗教团体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符合基本社会保险条件的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团体的工作人员可以按照有关社会保险的规定参加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险。
第五章宗教活动
第二十九条本条例所称宗教活动，是指信教公民按照宗教教规、教义或者习惯，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指定的临时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的活动以及信教公民按宗教习惯在本人家中过宗教生活。
宗教活动场所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规、教义及宗教习惯，可以为信教公民举办宗教婚、丧仪式。
第三十条进行宗教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不得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得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
第三十一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或者依法指定的临时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不同信仰或者不同宗教之间的争论，也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传教和进行宗教宣传。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支持非法宗教活动，不得为非法宗教活动提供场所、设施及资金，不得为非法传教人员提供方便，包庇违法活动。
非宗教组织和个人不得组织、举行含有宗教内容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跨省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应当由主办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在拟举行之日三十日前，向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于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举办其他大型宗教活动，应当报拟举行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主办大型宗教活动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并在活动举办十日前向所在地公安机关备案。
第六章宗教教育
第三十三条省宗教团体设立宗教院校的，应当向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意见；拟同意的，按国家规定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第三十四条宗教院校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并接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宗教院校的学制、师资配备、招生简章、教学大纲等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宗教院校根据招生简章的规定进行招生，由信教公民自愿报名，经当地宗教团体或者所在宗教活动场所推荐，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和教徒培训班前，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宗教事务部门发现举办培训班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的，应当予以制止或者责令改正。
第七章宗教财产
第三十七条本条例所称宗教财产，是指宗教组织依法使用的土地，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山林、房屋、构筑物、各类设施、宗教收入、各种捐赠、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合法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八条宗教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和其他与该宗教组织宗旨相符的活动。
宗教组织不得勒捐和摊派。
非宗教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接受和变相接受布施、乜贴、奉献和其他宗教性捐献。
第三十九条宗教组织依法所有和使用的房屋、土地、山林等，由其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有关权属证书；权属发生变更时，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第四十条宗教组织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财务、会计制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算后向其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
宗教团体资产来源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可以会同财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对宗教组织进行财务检查。在财务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或者在接到宗教教职人员、其他信教公民举报时，宗教事务部门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
第四十一条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宗教组织依法所有、使用的房屋、土地、山林的，应当与有关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协商，并征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二条宗教组织可以利用其依法所有、使用的房屋、土地、山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经营服务活动，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兴办以自养为目的的生产服务企业，其收入由该宗教组织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擅自跨省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其中，大型宗教活动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擅自举办的，登记管理机关还可以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第四十五条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六条非宗教组织或者个人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登记管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负责，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依法制定。
第四十九条本省行政区域涉外宗教事务以及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宗教交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2000年9月28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