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
中国证券业协会
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
(中国证券业协会 2009年1月19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证券业从业人员从事证券业务应遵守本准则。
第三条 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依据本准则对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进行自律管理。协会的自律管理工作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本准则所称的证券业从业人员（以下简称“从业人员”）是指：
（一）证券公司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以及与证券公司签订委托合同的证券经纪人；
（二）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
（三）基金托管和销售机构中从事基金托管或销售业务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
（四）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
（五）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务的财务顾问机构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
（六）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中从事证券评级业务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
（七）协会规定的其他人员。
上述人员所在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和销售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财务顾问机构等，在本准则中统称机构。
本准则所称管理人员包括机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中国证监会对管理人员的任职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二章 基本准则
第五条 从业人员应遵守国家相关法规规范，接受并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与管理，接受并配合协会的自律管理，遵守交易所有关规则、所在机构的规章制度以及行业公认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第六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当维护客户和其他相关方的合法利益，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行业声誉。
第七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依照相应的业务规范和执业标准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对客户进行证券投资相关教育，正确向客户揭示投资风险。
为保证必要的执业能力和专业水平，从业人员应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通过所在机构向协会申请执业注册，接受协会和所在机构组织的后续职业培训。
第八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遇到自身利益或相关方利益与客户的利益发生冲突或可能发生冲突时，应及时向所在机构报告；当无法避免时，应确保客户的利益得到公平的对待。
第九条 从业人员应保守国家秘密、所在机构的商业秘密、客户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对在执业过程中所获得的未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国家司法机关和政府监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取证的；
（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
从业人员对客户服务结束或者离开所在机构后，仍应按照有关规定或合同约定承担上述保密义务。
第十条 机构或者其管理人员对从业人员发出指令涉嫌违法违规的，从业人员应及时按照所在机构内部程序向高级管理人员或者董事会报告。机构应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处理。
机构未妥善处理的，从业人员应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或者协会报告；协会对从业人员的报告行为保密。机构或机构相关人员不得对从业人员的上述报告行为打击报复。
第三章 禁止行为
第十一条 从业人员一般性禁止行为：
（一）从事或协同他人从事欺诈、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非法活动；
（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投资者的信息；
（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在机构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四）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有利益冲突的业务；
（五）贬损同行或以其它不正当竞争手段争揽业务；
（六）接受利益相关方的贿赂或对其进行贿赂；
（七）买卖法律明文禁止买卖的证券；
（八）违规向客户作出投资不受损失或保证最低收益的承诺；
（九）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交易记录；
（十）泄露客户资料；
（十一）中国证监会、协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特定禁止行为：
（一）代理买卖或承销法律规定不得买卖或承销的证券；
（二）违规向客户提供资金或有价证券；
（三）侵占挪用客户资产或擅自变更委托投资范围；
（四）在经纪业务中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
（五）对外透露自营买卖信息，将自营买卖的证券推荐给客户，或诱导客户买卖该种证券；
（六）中国证监会、协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和销售机构的从业人员特定禁止行为：
（一）违反有关信息披露规则，私自泄漏基金的证券买卖信息；
（二）在不同基金资产之间、基金资产和其它受托资产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三）利用基金的相关信息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四）挪用基金投资者的交易资金和基金份额；
（五）在基金销售过程中误导客户；
（六）中国证监会、协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证券资信评级机构的从业人员特定禁止行为：
（一）接受他人委托从事证券投资；
（二）与委托人约定分享证券投资收益，分担证券投资损失，或者向委托人承诺证券投资收益；
（三）依据虚假信息、内幕信息或者市场传言撰写和发布分析报告或评级报告；
（四）中国证监会、协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监督及惩戒
第十五条 机构应根据本准则制定相应的人员管理、培训和执业监督制度，管理本机构从业人员，督促从业人员依法合规执业。
第十六条 协会对机构执行本准则的情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从业人员及其所在机构应配合协会检查工作。
第十七条 协会自律监察专业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对机构和从业人员进行纪律惩戒。机构和从业人员对纪律惩戒不服的，可向协会申请复议。
第十八条 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的，协会应进行调查、视情节轻重采取纪律惩戒措施，并将纪律惩戒信息录入协会从业人员诚信信息系统。
从业人员涉嫌违法违规，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移交中国证监会处理。
第十九条 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情节轻微，且没有造成不良后果的，协会可酌情免除纪律惩戒，但应责成从业人员所在机构予以批评教育。
第二十条 从业人员受到所在机构处分，或者因违法违规被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的，机构应在作出处分决定、知悉该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被查处事项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协会报告。协会将有关信息记入从业人员诚信信息系统。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本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二条本准则由协会负责解释。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张晶
法治国的框架里，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的理念，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人们有理由追问：妥协执法，法治何在？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
公平不存，法治何在？这不是绕口令，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人们对法治的真切的呐喊与呼吁！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耸人听闻”的结论：妥协执法的恶果就是破坏法治，就是阻碍法治国建设的进程。不过，我们一味责怪监狱机关执法不公是有失公平的。
因为，监狱机关妥协执法的现象难以根除，除了监狱机关管理不力、执法不严、极少数干警素质不高的原因外；“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有关领导”是难辞其咎的。一个“有头面”的罪犯（关系犯）被投送到一个监狱服刑时，监狱长就成为了重点“公关”的对象。监狱不是空中楼阁，监狱总是在具体的存在，监狱工作处处“受制于人”，监狱长也要食人间烟火，这种状况的客观存在，多少令“人微言轻”的监狱机关无法招架。因此，监狱长“妥协”了。尽管这种理由摆不上桌面，尽管这多少有些为监狱长推托责任的嫌疑，但这是客观事实。这里，我们似乎不应该停留在争论监狱机关存在的妥协执法现象是谁的责任，而是应从法治的角度去深刻揭示监狱妥协执法的危害。
监狱机关，是我国法律实施的重要部门。监狱工作有多重要，清末的修律大臣沈家本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
“监狱与立法司法鼎峙而三，纵有完备之法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
再言：“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举。”
又言：“ 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前修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奏请实行改良监狱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是一日。）]
在沈家本稍后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徐谦，他在参加完“第8次万国监狱会”后，写的《报告折》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徐谦等回京报告折（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监狱制度在立法执法中蕴涵公平精神的论述。其实，政府设立监狱的意义也大概在此。监狱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平，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
然而，长期以来，监狱中的不公正执法现象未能有效制止。至少在民国期间，监狱学学者林纪东就关注“妥协行刑”的现象，他认为，这“使行刑全无意义，破坏刑事司法的根本精神。”
其实，不公正执法不仅对法治是一种破坏，即使对监狱自身工作的冲击也是致命的。监狱对“关系犯”的“照顾”，意味着破坏正常的管理规范。
这里仅以减刑、假释为例。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不断强化罪犯的法律信仰。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促使和推进监狱形成一个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条件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积极改造的罪犯得不到相应减刑、假释，而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理论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
不少罪犯对“关系犯”受到照顾而愤愤不平：我们辛辛苦苦在改造，他们可以完全凭“关系”得到照顾，我们改造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对“关系犯”来说，即使受到照顾，也还显得并不满足，他们认为还应该再够“意思”。由此可以看出，“照顾”严重破坏了法治的公平价值：正经改造的罪犯，对公正提出质疑；受到的照顾的“关系犯”，对公平视若儿戏，他们认为，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对“关系犯”的照顾，使刑罚执行的定制遭到破坏，使更多的罪犯（甚至包括“关系犯”）在头脑中建立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当鬼把磨推”的认识基础，对公平、公正执法的消磨与侵蚀是致命的。罪犯有了这样的感受与体验，试图再让他们相信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就显得多余而毫无意义。在这样的境况中，必然会使罪犯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失去对干警的信任。这样，监狱机关对罪犯的改造，任凭监狱干警如何辛苦、奉献以至于牺牲，在罪犯的眼中不过是虚伪的表演、真实的面具而已。可见，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说教。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在具体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可以认为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人们可以想象：妥协执法这种状况，对罪犯改造，对社会法治的建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人们对法律的权威产生怀疑，对法律信任、认同开始动摇。而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人们树立“法律至上”理念、崇尚法律的基础，是法治国家建立的基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存在，法治国则是无从建立的。何况，在我们一个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国家，公民对法律信仰本来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有意或无意的损害本来就脆弱的法治基础，则监狱机关不仅无法担当起建设法治国的历史重任，而且监狱工作、监狱机关会严重拖累法治国建设的进程。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监狱机关公正执法形象的确立，最重要的是监狱警察公正执法，用自己良好的作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要坚决纠正对各类“关系犯”的关照，有效抵制“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个别领导”对公正执法的干扰，切实发挥监狱机关在法治国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和期待，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确立，监狱机关的执法干扰将会不断减少，监狱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环境会不断改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