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
11月25日，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总局机关各司局、直属各单位发出《关于印发<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结合广播影视工作实际，总局制定了《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现予以印发。请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安排，认真贯彻执行。
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法制宣传教育
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任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广播影视改革不断深化，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不断增强，影响广播影视发展的内外部法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法律实施的任务更加繁重，对广播影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六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结合广播影视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广播影视系统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十二五”时期广播影视发展的目标任务，按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坚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坚持学用结合、注重实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六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为抓手，加快推进广播影视法治建设，防范化解法律风险，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服务广播影视科学发展。
（二）广播影视系统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充分发挥广播影视媒体优势，切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广泛传播法律知识，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为着力点，使广播影视系统实现从学法普法到更加注重树立法治理念，更加注重法治实践，更加注重程序正义的转变，使干部职工的法治意识、法律素养进一步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运营的水平不断提高。
二、主要任务
（一）深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突出抓好宪法的学习宣传，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意义、基本经验及其基本构成、基本特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方面的法律，充分发挥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
（二）努力做好广播影视面向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发挥广播影视优势，积极承担媒体社会责任。要在全体公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大力加强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反腐倡廉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宣传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利。创新法制栏目节目、办好法制频道频率。法制节目要坚持正确导向，客观理性地报道法制事件和案例，努力提高法制类题材的影视节目和作品质量。
（三）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全系统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入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本质属性和基本内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理念。切实提高广播影视系统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法治意识。
（四）深入学习宣传广播影视法规规章。要加强对广播影视法规规章以及与广播影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各级干部职工要熟悉掌握、准确理解与所从事工作相关的广播影视行业法律制度，自觉学法守法用法。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学习培训，大幅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与水平。
（五）全面推进广播影视法治实践。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和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着眼于解决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围绕广播影视改革和发展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切实提高立法质量。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备案程序。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认真执行行政许可法，深化广播影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行政调解机制，加强改进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广播影视执法机构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依法履行广播影视行政管理职责，规范执法、严格执法。加强执法程序制度建设，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广播影视企事业单位要建立完善法律顾问、知识产权以及依法投资、用工等管理制度，提高防范化解法律风险、依法运营的能力。
（六）努力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创新。要创新工作理念。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要分层次、分类别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贴近实际、贴近需求，提高针对性、实效性。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载体。进一步深化“法律六进”、“4·26”世界知识产权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形成声势、扩大影响、创立品牌。创新阵地和平台建设，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在巩固和发展传统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和园地建设的同时，积极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中积极开展普法宣传。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结合法治实践，积极运用案例、沙龙、通报、微博、手机报、网络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培训。更加注重基础建设，加强普法理论研究，丰富普法建材，积极推进普法简报等交流平台建设。建立完善法制宣传教育与党风廉政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党的活动等各项工作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大力推动基层普法创新。充分调动基层一线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及时总结和推广有益经验。
三、重点对象和要求
（一）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广播影视改革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每年专题学法不少于两次，把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和任用考察。通过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依法律己、依法治权，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二）加强公务员和执法人员学法用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广播影视公务员队伍的法治理念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重点加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反腐倡廉意识，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加强行政法以及与广播影视行政管理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学习，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通用法律知识、广播影视法律知识、新法律法规专题学习和执法业务等培训活动。加强执法人员执法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和综合执法机构要将公务员和执法人员的学法用法纳入总体工作规划，建立公务员和执法人员学法用法长效机制，每年专题学法不少于两次。坚持和完善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将公务员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情况作为任职、晋升的重要考核依据。
（三）加强企事业单位采编播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等要重点学习公民权益保障、广播影视节目管理以及与采编播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培养自觉、主动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提高依法宣传、依法从业的能力。经营管理人员要重点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播影视行业管理以及与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诚信守法、依法经营的观念。广播影视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要认真学习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依法维护广播影视品牌，保障自身权益。广播影视企事业单位要积极组织本单位的学法培训活动。将采编播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纳入各类培训活动，建立完善经常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将学法用法情况作为考核、考评、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四、工作步骤和安排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从2011年开始实施，到2015年结束。分为以下3个阶段。
宣传启动阶段：2011年。各级广播影视部门要根据本规划研究制定本部门五年普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强化责任要求，做好宣传、启动和组织工作。
组织实施阶段：2011年至2015年。各级广播影视部门每年要依据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年度计划，分层次、有重点、有组织地推进实施法制宣传教育年度工作，确保本规划得到全面贯彻落实。2013年开展中期检查督导。
检查验收阶段：2015年。各级广播影视部门对本规划实施情况组织自查，总局组织全系统范围内检查验收，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五、组织领导和保障机制
（一）进一步强化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领导。法制宣传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广播影视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健全完善领导小组各项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单位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各单位一把手总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要每年至少听取两次法制宣传教育机构的专门工作汇报，研究并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二）进一步强化法制宣传教育的监督检查。着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和评估体系建设，推进普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健全工作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完善考核评估运行机制，细化考核标准，明确考核项目，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年度考核、阶段性检查和专项督察。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并根据有关规定表彰先进。
（三）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和经费保障。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专门机构和专兼职队伍建设，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组织指导能力。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骨干和法制新闻工作者的培训、使用和交流力度，重视提拔政治素质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法制干部；省级以上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每年举办法制骨干专题培训班。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人员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自觉增强阵地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素质、法律素养，努力提高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本部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贡献力量。切实加强经费保障，统筹安排法制宣传教育所需的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切实保障日常普法工作、专项普法活动、普法培训和考核检查等工作经费，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探微
孙竽 宋立军
内容摘要：
在我国，将社区矫正视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是从长远看，强化这种观点非常有害。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
关键词：
非监禁刑 社区矫正 行刑方式
一、中美社区矫正概念比较
（一）中国社区矫正概念
两院两部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美国社区矫正概念 [1]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也可以译为“计划”）。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
（三）概念差异分析
社区矫正对于我国来说，无疑属于“泊来品”，我们本应对外国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尤其是对它的概念内涵要有科学地把握，不能简单地把“社区矫正”这个新名词作为对 “五种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的代名词，更不能将在本质上与监狱工作不作区分。
前述所引的美国社区矫正概念，给我们的启发是：它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 [2]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该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做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特别是宣告缓刑的,根本不存在“顺利回归社会”的问题。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 “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目前的社区矫正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祟，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在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作为刑事政策基础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具有同情心的个别人的理想主义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对犯罪所负的责任问题，对违法者的关心并不是恩惠和怜悯，而是福利国家具有强制性的任务。 [3]
许多学者认为，社区矫正在概念上模糊含混。评断标准不同，如分别按种族、地点或功能划分，社区矫正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有如美国学者Duffee 指出的那样，恰如瞎子摸象，未能一窥全貌。据此，社区矫正的性质存在极大的分歧性是不容置疑的。 [4]因而从社区矫正内涵的角度去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可能更科学些。
二、偏重行刑方式观的危害
一、过分强调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导致“行刑”与“矫正” 概念混同。
按照罪犯是否被监禁来划分，“刑”可以分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目前从我国刑法体系看，非监禁刑有死刑（立即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而暂予监外执行，只是监禁刑的一种变通，不应归为“非监禁刑”的范围。“行刑”也就是执行刑罚，有“罚”的意思在里面。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来说，对他进行“监禁”，就是行刑。如果不引进“矫正”这个概念，行刑当然可以采用模糊概念，即惩罚加教育。但是一旦引入“矫正”，就不同了。因为“矫正”更多意味着一种技术性的方法，因而不能把矫正与教育划等号。如矫正之中药物治疗的方法，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教育的范畴。因而，我认为监禁期间既有“罚”又有“矫正”，执行“刑罚”的部分就是“行刑”。而监禁刑中只有“监禁才是罚”，其他的措施都是矫正。非监禁刑中也有“罚”，有的罚了后不需矫正，如单处罚金。有的既要“罚”又要“矫正”，二者不能混同。如剥夺政治权利，禁止行使政治权利是罚，其余就是矫正。在日本，“矫正”是作为“行刑”的上位概念使用的。其矫正机构包括行刑机构和非行刑机构。 [5]在早期的行刑中没有矫正这个概念的。矫正的概念是由实证刑法学派的创始人菲利提出的，其矫正概念来自于治疗。 [6] 矫正与行刑的区别主要在于，行刑侧重于惩罚，而矫正侧重于帮助和指导。要说清这个问题，还有必要说说“矫正”这个词。“矫正”在英文中是“correction”,意思是“使正确或更好”。而汉语中的“矫”与矫正有关系的意思有5种——古代一种揉箭使直的箝子；使弯曲的物体变直；纠正、匡正；抑制；勉励。其实“矫正”最早是医学概念，如“牙齿矫正”、“语言矫正”等，这是它的原有之意。后来这个词才引用到社会学领域。 “牙齿矫正”、“语言矫正”并不是惩罚牙齿和语言。同理，社区矫正也不是对罪犯进行惩罚。
二、过分强调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导致对象不符。
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对象就不属行刑对象。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较轻刑罚的罪犯，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较小，再犯可能性很小而适用的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刑罚制度与行刑是否为同一概念呢？我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从刑罚的实践看，缓刑应是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缓刑实际上是缓行刑，即定罪判刑却暂不执行。还有一种是缓判刑，即指对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定罪但暂不判刑。 [7]也就是说，缓刑就是不行刑。因而将缓刑对象视为行刑对象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缓刑对象是罪犯，但不服刑。并且，这种缓期执行，并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的可能性。这无疑从逻辑上证明了缓刑并不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此外，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该法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罪犯缓刑期间，公安机关只有考察权，而不是行刑权；二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即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不会将曾判缓刑的罪犯的再犯罪认定为一般累犯。瑞士的缓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缓期执行有2到5年的考验期。此外，法官还可以对缓期执行者附加监督条件，提出在缓刑考验期犯罪人必须遵守的与其行为有关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是确实有助于犯罪人避免再犯，可以指导犯罪人回归社会，而不应当是对犯罪人罪行的报应或变换的刑罚” [8]台湾学者林山田在论及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指出：为了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有时刑罚可低于罪责相称的程度，或者以缓刑等手段来避免刑罚的宣告或执行。 [9]从被称为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士塔斯（John Augustus）在当初设立缓刑制度的情况看，缓刑也并非是行刑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