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蔡武
［内容提要］举证责任是民事证据法中最耐人寻味的领域之一，历来学说纷纭，歧见迭出，争论不断。早期的学说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19世纪以来，德国学者创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另辟蹊径，将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民事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点。这种学说逐步被成文法国家的立法或判例所承认和接受，成为通说。在我国，法律要件分类说直到1980年才在理论上得到承认，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逐步获得实践的认同，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中简称《证据规定》）的颁布则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全面承认和推行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一个标志。本文主要论述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联系与区别，举证责任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并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高法司法解释为据，着重论述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责任分配。同时分析推定的法律作用及推定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举证责任 主张责任 提供证据责任 举证责任的分配、推定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裁判的危险。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对举证责任含义的解说经历了行为责任说—— 双重含义说—— 危险责任说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对举证责任这一复杂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行为责任说把举证责任理解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就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一方面是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是不尽举证责任应承受的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危险责任说则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承担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
理解举证责任含义应注意下列问题：第一举证责任与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具有紧密联系，是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引起的诉讼上的风险。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实际上是负担这一诉讼上的风险。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经过举证活动后会呈现出三种状态：其一是该事实已被证明为真，其二是该事实被证明为假，其三是该事实真伪均未获得证明。前两种状态均与举证责任无关，因为法院是依据已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的。唯有第三种状态，才涉及到举证责任问题。在现代诉讼中，即使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终结前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为了实现解决纠纷的目的，法院也不得因此而拒绝下裁判。在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必须将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判归对该法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第二，举证责任是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发挥裁判依据作用的；第三，举证责任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而不能由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负担举证责任，此外，法院在诉讼中是不承担举证责任的；第四，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主要作用是引导法院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作出裁判。
一、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
（一）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
主张责任，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判，需要向法院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案件事实。
当事人需要在诉讼过程中主张有利于自己的案件事实，否则同样有败诉的危险，因为当事人自己不提出这些事实，法院一般无从知道，也就不能以它们为依据作出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裁判。我国对民事审判方式进行改革后，实行辩论式诉讼，在辩论式诉讼中，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和法官的中立，法庭一般不主动调查那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未主张的事实，因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责任更为明显。
主张责任也存在着双方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即在诉讼中，需要明确原告应提出哪些事实作为自己诉讼请示的依据。被告应提出哪些事实作为反驳诉讼请求的依据。主张责任的分配取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按照分配举证责任的同一标准进行分配的。
（二）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
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避免败诉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主张责任有密切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提供证据的责任后于主张责任而发生，在当事人已主张一定事实的情况下，才有提供证据证明的必要。但另一方面，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一定紧随主张责任而发生，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免予证明的事实。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举证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为：（1）对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为了避免举证责任在诉讼终结时实际发生；（2）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担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
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之间的区别在于：（1）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担不同。前者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后者既没有必要预先分配，也没有可能离开诉讼的具体情形来预先分配；（2）责任转移与否不同。前者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或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确定归某一方当事人承担后，始终固定于该当事人，不会随着证据的提出转移于对方当事人后者则会在举证过程中发生转移。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与败诉危险的暂时转换具有对应关系，它随着败诉危险的转移而转移；（3）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不同。前者，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因为如果让双方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将失去作用，后者，则有可能由双方当事人负担，即一方负担提供本证的责任，另一方负担提供反证的责任。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法院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被告负担另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
举证责任是因为事实真伪不明而引起的诉讼上的风险，如果仅让一方当事人负担所有的举证责任显然有悖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程序的公正，因此有必要将举证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
举证责任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才能既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使诉讼较为迅速地得到解决。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
１、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运用
在罗马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经过无数实践的基础上，德国著名法学家罗森伯格创立了法律要件分类学说。它被证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合理运用，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的国家，采纳了其基本观点，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证据规定》第一、二条进一步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据此分清：（1）案件的哪些事实需要证明，即证明对象；（2）需要证明的事实由哪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3）明确在哪一点上进行举证责任的转换，保障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的基本平衡）。
２、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运用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源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以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裁判案件的权力。因为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尴尬的境况：法律的相对滞后不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涵括。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的实体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证据制度上，由于法官无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义，因此，法官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分配行为的原则。这无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意义。而公平原则，顾名思义是公正、平等的准则，法官在举证分配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或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还是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负担都应予以适用。
司法实践中，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举证妨碍，指的是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相对方因故意或过失将诉讼中存在的唯一证据灭失或者无法提出，以至于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这一特殊的诉讼现象。实施了举证妨碍行为的当事人要为自己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担些诉讼中的败诉风险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同时，建立举证妨碍的配套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以下两种举证妨碍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其一，故意毁灭证据或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其二，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唯一证据灭失的。
在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1）综合、客观地考量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举证能力是指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能力。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当事人使用了一切救济手段也无法平衡彼此之间的举证能力。由于出现这种举证能力强弱的情况，可能导致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法官对此要进行综合的考量。举证能力往往与证据距离有密切联系。证据距离即是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受证据一方本来就是有举证方面的优势，举证能力相对而言要强些，让其承担证责任，可以节省举证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大大减少举证不能的情况出现。（2）盖然性证明标准—— 当事人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盖然性证明标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证据上的一种证明标准，曾一度为我国法学界关注和热烈讨论。盖然性标准主要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法官在心理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采信方面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即告卸除—— 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该学说将人类生活经验与统计学上的概率适用于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之情形，提高诉讼效率。
（三）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我国的民事实体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有时对某一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已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无疑应根据规定确定举证责任的负担。但实体法和司法解释中直接规定举证责任的终究是少数，在未作规定的大多数情形下，仍有必要设定一定的原则来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我国司法实务中通常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并参照其他分配举证责任的学说，对按此标准不能获得公正分配结果的少数例外情形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应当是：
（1）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须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是件事实（如订立合同，应有遗嘱，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负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如行为人无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欺诈、胁迫等）则作为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2）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须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特别法律要件事实（如变更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遗嘱、债务的免除等）负举证责任，一般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由否认变更或消灭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１、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条文规定很简单，该法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举证责任倒置问题进行规定，只是到 后来的司法解释，才规定了一些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4条规定了五种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和一个兜底条款，从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是《意见》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是不完善的。首先，它只是确立了五种特殊侵权案件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却没有进一步规定这些特殊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即原告和被告各自应对诉讼中的哪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些困惑。其次，《意见》遗漏了一些常见的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比如医疗纠纷案件等。最高法院在《证据规定》中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作出了进一步完善。首先，该《证据规定》增加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的种类，把产品缺陷侵权诉讼、共同危险侵权诉讼和医疗侵权诉讼囊括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其次，《证据规定》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各种特殊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了以下8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１、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经被告证明，原告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基础事实负举证责任。２、《证据规定》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限制在8种特殊侵权案件当中，并没有囊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侵权案件。
根据《证据规定》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只有8种比较典型的案例，但它们不能穷尽社会生活中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所有情形。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如果社会公众由于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受到伤害而提起诉讼，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法律上需要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自己提供的服务与原告受到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被告才能免除责任，因为不论从收集与案件有关证据的难易程度还是从双方进行诉讼的经济实力来看，社会公众（服务的接受者与被管理者）都是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证据规定》对有关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侵权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只有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与医疗侵权案件的两种，并不能包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是不完善的，那么，法官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遵循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发挥司法的能动主义特征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精神，提供证据的责任应当由主张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但是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出于审理案件的需要认为有必要调查取证时，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应当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是：（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法院认为需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调查收集证据，在一定程序上分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一）人民法院依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我国《证据规则》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程序事项。（二）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我国《证据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三、推定与举证责任
大致而言，推定与举证责任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特定情况下，推定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之所以是这样分配而不是那样分配，其原因要在于推定的客观存在。
２、推定能够改变举证责任的事实对象，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对此事实而不是彼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关键原因在于此事实与彼事实之间也有推定存在。
３、推定决定举证责任的转移和变化，在诉讼中举证责任之所以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转移，其原因在于推定发挥了作用。
（一）法律上的推定
武汉市文物保护实施办法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
武汉市文物保护实施办法（注：９４年５月被修改过）
题注:（１９８８年９月３日武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７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章 考古发掘和馆藏、流散文物
第四章 管理职责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则
正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本市境内文物的保护，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和传统风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湖北省文物保护管理实施办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境内的下列文物，均受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及其附属物、遗址、纪念物；（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个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保护。
第三条 市、区、县文物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文物管理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乡、镇文化站在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当地文物保护工作。 公安、海关、规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文物管理部门做好保护文物的工作。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均有保护文物的义务。
第五条 文物保护经费按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六条 市、区、县文物管理部门应选择本行政区域内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的文物，报该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该级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按国家有关规定上报核定。
第七条 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后的一年内，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应按下列要求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一）单体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古建筑和历史建筑，从边界线起１０米至５０米为保护范围，从保护范围边界线起５０米至１００米为建设控制地带；（二）群体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古建筑和历史建筑，从边界线起１０米至１５０米为保护范围，从保护范围边界线起１００米至２００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三）古文化遗址、石窟、石刻及古墓葬群，从边界线起１０米至５００米为保护范围，需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的，比照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古建筑和历史建筑的建设控制地带划定。个别需要特殊保护的文物保护单位，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另行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后，文物管理部门和使用单位应树立保护标志、说明标牌，建立记录档案。
第八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安排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风貌的建设工程和实施危及文物安全的活动。因特殊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应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管理部门同意。保护范围内的原有非文物建筑只准维修，不得扩建或改建；危及文物安全或有碍开放的，应限制改造、拆除或迁移。
第九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需要建设新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以及进行大型维修和改建工程时，其式样、高度、体量、色调必须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风貌相协调。设计或维修、改建方案应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征得该级文物管理部门同意，经规划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施工，必须采取有效技术措施，确保文物安全。禁止进行危及文物安全的爆破。
第十条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迁移、拆除文物保护单位的，应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报国务院批准。迁移、拆除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
第十一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养、维修和修复，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设计、施工方案应按其级别报该级文物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未按规定使用、占用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使用中有损文物安全的，由原公布的人民政府作出决定，限期改变用途或迁出占用的文物保护单位，所需经费由使用或占用单位自理。对逾期不改变用途或不迁出的，由文物管理部门收取占用费直至改变用途或迁出时为止。收取的占用费用于文物保护。收取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损毁。
第三章 考古发掘和馆藏、流散文物
第十四条 在本市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必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行考古发掘。
第十五条 在进行基本建设或生产建设时，建设或生产单位应事先会同文物管理部门在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调查勘探。发现文物时，应共同商定处理办法。按照前款进行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所需经费由生产、建设单位解决；确有困难的，报上级主管部门解决。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建设中发现出土文物，应立即在发现文物的范围内停工，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文物管理部门，不得擅自处理。文物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及时组织考古人员到现场进行抢救发掘，并同时补办报批手续。
第十七条 出土文物，报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由市文物管理部门指定单位收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收藏、陈列文物的单位应对文物藏品区分等级、登记造册、建立藏品档案。文物藏品应有固定库房和防火、防盗、防蛀、防腐蚀等安全保管设施，并确定专人负责保管，严格责任制，切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不具备保管一、二级文物藏品条件的，由市文物管理部门指定单位负责保管。
第十八条 社会流散文物，由文物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或征集。按规定可以销售的文物，由文物商店统一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和销售文物。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第十九条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供销社、外贸以及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应与文物管理部门配合，对掺杂在废旧物资中的文物进行拣选。拣选出的文物除供银行研究所必需的历史货币由银行留用外，其余合理作价，由文物管理部门指定单位收购。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藏匿、销毁或处理。
第二十条 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坚决取缔文物黑市交易，打击盗掘文物和走私贩运文物的活动。 公安、司法、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应归还原收藏单位或移交文物管理部门处理。
第四章 管理职责
第二十一条 市文物管理部门的职责是：（一）宣传、组织实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二）检查、督促和指导区、县文物管理部门和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三）检查、监督和指导本市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管理、维修和保养；（四）管理本市行政区域内文物的经营、拣选、考古发掘； （五）组织实施文物保护单位的迁移、修复、重大维修及文物保护科技研究工作； （六）组织实施文物的调查、征集、鉴定、申报工作；（七）对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处理，或者建议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区、县文物管理部门的职责是：（一）宣传、组织实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二）检查、监督本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管理、维修和保养； （三）协助文物考古单位保护、管理考古发掘工地； （四）检查、监督本行政区域内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五）组织实施文物的调查、征集、申报工作； （六）对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处理，或者建议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责是：（一）宣传、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二）制止私自发掘地下埋藏文物和私自经营文物的活动，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三）协助文物考古单位保护、管理考古发掘工地；（四）保护当地文物的安全，发现文物有损毁危险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并报告有关部门。
第二十四条 本市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按下列规定进行保护、管理和维修：（一）作为宗教活动和宗教职业人员聚居场所的文物保护单位，由宗教团体负责； （二）烈士陵墓由民政部门负责； （三）公园、风景区内的文物保护单位除本条（一）、（二）项已有规定的外，由园林或风景区管理部门负责；（四）其他文物保护单位由产权所有者和使用单位负责，或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单位负责。 上述管理部门和单位，应建立文物保护责任制，确定责任人，接受文物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物管理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一）认真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或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时，抢救文物有功的； （三）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四）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的； （五）对文物保护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而被采纳的； （六）长期从事文物工作有显著成绩，或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创造或其他重要贡献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物管理部门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停工、限期拆除、治理、归还文物或恢复原状等处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对责任单位处以１万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员处以２００元以下罚款。（一）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报批手续而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实施危及文物安全活动的； （二）未按规定保养、维修、修复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改变文物原状的；（三）未按规定使用或占用文物保护单位，或有损文物安全，逾期不改变用途或迁出的； （四）在建设或生产中发现文物，不保护现场，强行施工，造成文物破坏或损失的； （五）未履行报批手续，擅自进行考古发掘的。
第二十七条 私自从事文物经营活动，或者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工商管理法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在地下、水下及其他场所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故意污损文物的，或者阻碍文物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文物工作人员应尽职尽责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因玩忽职守造成文物损毁或流失，情节较轻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６日武汉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武汉市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