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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预审理论及相关实践之探索

　　　李世宇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 陆通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杨寨法庭

　　2012年8月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被视为该法实施20年以来的首次全面“大修”。此次修法在推进司法透明化和当事人主体地位方面的亮色值得肯定，如规定公众有权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检察监督权不再局限于审判程序，被监督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法院；诚实信用原则得到确认和强调；明确提出保障当事人的起诉权；增加新条款规制恶意诉讼；确认专家证人出庭提出意见的资格；赋予当事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权等。此次修法承载着破解众多制度难题的历史重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诸如公证等外围制度的“神经”。[1]

然而遗憾的是，在程序设计上，本次修法只是简略地规定了小额诉讼、公益诉讼、诉外调解协议和担保物权确认程序，对局部条款进行了修改，而程序分化、程序分类建构的问题并未获得真正的关注。[2]学界大力呼吁的民事审前程序理论未被完整采纳。

当前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理论研究声势浩大，但实践效果却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是我国的司法改革本身缺乏整体性设计，程序分类单一，改革目标单向；[3]二是学界对民事诉讼初审程序的内部结构划分未形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初审程序应划分为民事审前程序（Pretrial Procedure）与正审程序（Trial）；而民事审前程序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诉答程序（Pleadings）和预审程序（Preliminary Procedure）。预审程序是承前启后，衔接诉答程序与正审程序的枢纽程序。诉答程序、预审程序和正审程序这三个独立的子程序共同组成了民事诉讼的初审程序。

一、对相关理论的简要梳理

（一）预审程序不同于审前程序

审前程序具有独特的功能与使命，是民事诉讼中的关键环节。立法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改依附性的“审前准备”为独立性的“审前程序”。[4]

长期以来，由于翻译错误，一些学者对审前程序、诉答程序、预审程序、证据开示、审前会议等诉讼环节的功能界定不清，研究存在逻辑断裂、紊乱和功能界定错位、缺位的现象。而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相关程序分化的模糊，[5]也导致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甚至他们自身内部）改革思路上的分歧，使理论、制度、实践三者之间出现脱节乃至对立。

审前程序的内部结构如何？它包含哪些子程序？其功能如何实现？实现的载体是什么？这些都是急待梳理和明确的问题。

笔者认为，民事审前程序是指起诉之日至正审开庭前一日期间的民事诉讼程序。民事预审程序则是指立案之后分流繁简案件，梳理争点，筛选、固定证据，安排诉讼进程，庭前调解以及促成庭前和解的民事诉讼程序。民事预审程序只是民事审前程序的一个子程序。

（二）预审程序不同于诉答程序

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可以通过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但这一规定过于简略，没有完整吸纳审前程序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目前，学界对审前程序、诉答程序、预审程序等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有观点认为，诉答程序是指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以交换起诉状和答辩状的方法为诉讼开始以及确定诉讼争点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的起始程序。[6]

虽然诉答源于英国古老的普通法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没有诉答程序的称谓，但诉状与答辩状等书状的交换却为各国民事诉讼程序所共有。[7][8]因此，诉答程序的核心功能是“诉状与答辩状的交换”，这与诉答程序的功能明显不同。这一点在英美国家的立法例上可以得到印证：

英国的审前程序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传票令状送达，二是诉答，三是证据发现，四是庭审指导。[9]美国的审前程序则由诉答程序、发现程序和审前会议三个环节组成。诉答程序是当事人之间交换诉讼状和答辩状的程序。发现程序是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者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程序。审前会议中，由法官对案件进行指导、管理，促进当事人和解的程序。在最后一次审前会议上，法官需要列出争点范围、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其他同意事项，庭审活动不得超出最后审前命令的范围。由此可见，根据功能划分，英美国家的诉答程序严格区别于预审程序。

笔者认为，民事诉答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审查立案，接收、转换诉辩材料，交叉知会诉辩观点的民事诉讼程序。诉答程序的功能只是“原材料验收”，而不是“加工”，甚至也不能是“初步加工”。诉答强调“收转”，预审则强调“准备”，即在诉讼系属之后，分流繁简案件，梳理争点，筛选、固定证据，安排诉讼进程，促成庭前和解、庭前调解。

一般情况下，预审程序在诉答程序结束后开始，二者在时间上泾渭分明。但如果出现反诉或者本诉增加、变更、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二者又会出现交叉：即临时中断预审程序，启动新一轮的诉答程序。当新一轮诉答程序完成之后，又恢复原来的预审程序。

（三）预审程序不同于正审程序

笔者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显示，“预审”的概念早已有之，“正审”的概念却鲜有学者提及。笔者认为，普通法中的“Trial”即是“正审”，指正式开庭审理。现任香港高等法院原诉庭法官的芮安牟先生在其英文著作《浅谈民事司法诉讼》中，将民事审判程序划分为“展开诉讼”、“准备诉讼”、“案件管理”、“预审”和“正审”五个阶段（香港大学法律博士陈星楠在为其著作翻译时，即将其中的“Trial”翻译成“正审”）[10]。笔者以为，从时间上来讲，民事正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之日至裁判确定之日期间的民事诉讼程序。其内容是：法官主持，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参与，以证据置辩、言辞攻防的形式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一审裁决。

正审以开庭为唯一形式，开庭次数以一次为原则，数次为例外；正审以当庭宣判为原则，以定期宣判为例外；正审应制作《法庭审理笔录》，审理笔录以逐字记录为原则。与之不同，预审可以采用开庭形式，也可采用庭前听证、庭前会议等其他形式；预审的次数不以一次为限；预审可以制作笔录，也可不制作笔录；预审笔录以概括记录为原则，不必逐字记录。正审强调当事人对抗，而预审中的调查取证、安排诉讼进程等活动则显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特征。一方面，预审与正审互为依托，以预审的时间支出、程序支出来换取正审的公正和效率。另一方面，预审又可以直接终结诉讼程序，免除正审。[11]

二、立法规定民事预审程序的必要性分析

《礼记•中庸》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此语精确地揭示了预正之间的辩证关系，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加以运用的实例：如体育比赛中的预赛与决赛，财政预算与决算，工程造价预算与决算，人员选拔的预选与正选，土地审批的预审与正审，办理出口退税的预审与正审，贷款审查的预审与正审等等。在司法领域，我国古代法官断狱听讼重技巧、懂策略者也甚明理喻之法、预正之道。[12]因为聪明的法官都愿意在庭前与双方当事人交换意见，梳理法律关系，剔除琐碎争点；即便那些“和稀泥”型的法官，在漫长的“和稀泥”的过程中也能不自觉地完成预审的过程。所以，笔者愿意乐观地推测，在古今中外的司法史上，预审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预审实践没有及时上升为预审理论，自发性的预审没有及时转变为制度化的预审。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明确指出，要“改革和完善庭前程序。明确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不同功能，规范程序事项裁决、庭前调解、审前会议、证据交换、证据的技术审核等活动，明确办理庭前程序事务的职能机构和人员分工。”[13]

由于审前程序的建构涉及法官制度改革、审理结构调整、证据制度完善等基本问题，[14]所以实现审判人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分类管理最初成为审前程序改革的突破口。这种改革这主要有两种模式：法官助理模式和预审法官模式。法官助理模式是为法官设置辅助人员，[15]预审法官模式则是分化法官职能，分别设置预审法官和审理法官。[16]然而，审前程序的改革不能完全等同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同时，缺乏对审前程序分化理论和预审程序内在逻辑顺序的理论研究，人员、机构设置的改革就缺乏运行的软件支撑，就会陷入困境。前几年一些法院如火如荼的审前程序改革逐渐销声匿迹恰好印证了这种判断。

落实安置帮教措施 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近年来，大田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采取围绕一条主线，把好两道关口，强化三项管理，落实四条措施，抓好五个环节，积极探索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新路子，取得显著成效。自1999年以来，全县共有刑释解教人员562名（其中刑释422名，解教140名），目前已安置530名，安置率94%；建立帮教对象档案545宗；列入帮教对象545名，帮教率97%；重新犯罪率为1.8%。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围绕一条主线
近几年来，我们围绕县委、县政府“保稳定，抓经济，促发展”的工作思路，把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和减少他们重新违法犯罪，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领导，抓好“三个落实”：一是落实机构。县成立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由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依托在县司法局。各乡镇、各企业集团也相应地成立了工作协调小组及办事机构，在村（居）委会中建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全县各级现已成立安置帮教机构299个，建立帮教小组290个，确定帮教人员1530名；二是落实责任。把安置帮教工作列入责任书(状)的重要内容，通过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形成县、乡(镇)、村帮教小组工作责任网络，并实行“三包”，即包帮助安置、包考察教育、包思想转化。三是落实经费。近年来，我县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年仍挤出1万元列入县财政预算，确保这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把好“两道关口”
（一）把好接茬关。做到“五个及时”：一是及时造册建档，收到监所寄发的通知书后，县“两劳释解人员安置帮教”办随即通知有关部门做好接茬准备工作。在接茬时，对其在监、所的表现情况，家庭状况作了详细的记录，为今后开展安置帮教 工作准备了资料；二是及时家访，释解人员回家后，村（居）帮教领导小组随即指派帮教人员到其家中进行家访，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动员其家人共同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三是及时签订帮教责任书，进一步明确帮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四是及时进行法制教育，通过赠送法律常识读本，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促使他们遵纪守法；五是及时制定和落实帮教措施，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二）把好安置关。主要采取五种安置形式：一是回乡安置，对家住农村的回归人员，由村一级帮教小组具体负责落实责任田，让他们有地可耕，目前共安置243人；二是基地安置，我县积极与外商合作创办临时安置生产基地，目前全县已建立安置基地15家，安置刑释解教人员56人；三是输出安置，根据刑释解教人员的专长，县“两劳释解人员安置帮教”办主动与劳动服务部门联系，帮助推荐他们到厂矿就业，通过这一途径安置人员146人；四是回原单位安置，对部分刑期较短，罪行较轻，改造较好的释解人员，服刑前有单位的，释放后一律由原单位接收安置；五是鼓励自谋职业，对一部分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员，尽量为他们创造条件，鼓励他们从事个体经营，这类人员有58人。
三、强化“三项管理”
(一) 专项管理。县综治委每年均组织人员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一次排查清理。一是认真清查。将清查出来的人员与监所提供的人员名单进行核对，不一致的，进行再次清查，经过反复排查核实，2001年我县刑释解教人员与原掌握的底数多排查32人，占原总数的14%。二是规范排查。全县统一下发《刑释解教人员基本情况登记卡》、《刑释解教人员排查清理工作统计表》、《重点对象排查清理情况统计表》，进行登记造册、分类梳理、回访考察，全面掌握了全县刑 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情况。三是突出重点。把原确定为重点人口管理 人员和漏管脱管人员作为工作重点来抓 。为查清去向不明、人户分离的刑释解教人员，我们及时发出 信函，请求兄弟单位协查，直到全部查清，并从中发现重新违法犯罪线索27条，破获刑事案件6件，查处治安案件17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名，捣毁犯罪团伙1个3人。
(二)规范管理。及时制定下发了《大田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规则》，对有关工作机构的职责、制度和要求予以明确，并统一实行了“四表二书一卡”管理制度。“四表”即《乡镇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人员登记表》、《村（居）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登记表》、《刑释解教人员情况统计分类表》、《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情况登记表》；“两书”为《接茬通知书》、《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协议书》；“一卡”即《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记录回访卡》。
(三)重点管理。把抓好刑释解教人员的排查清理工作与清理整顿出租房屋和“严打”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对参与经营和长期在特种行业、娱乐场所活动的刑释解教人员，责任区民警结合日常治安管理，逐一将这一部分释解人员纳入重点管理对象，对那些可能危害社会治安实施犯罪的刑释解教人员，及时报告公安部门。自去年以来，通过全面排查清理，共获取线索36条，侦破刑事案件6起，查处治安案件13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28人、逃犯2名。
四、落实“四条措施”
一是更新观念。由以政府行为为主逐步转变到全社会共同关心，做到“三不”、“四个一样”，即不嫌弃、不歧视、不纠缠旧罪过；政治上一样对待，经济上一样支持，工作上一样信任，生活上一样关心。迄今为止全县有6名刑释解教人员被选任村委会主任职务；二是政策扶持。全县各级、各职能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的实际，积极为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提供便利条件。如县劳动就业部门对刑释解教人员采取提供就业信息、培训劳动技能、减收免收劳动就业信息费、管理费、培训费等办法，使一大批释解人员重新找到了工作。如我县上京镇政府为鼓励刑释解教人员参加开发性农业生产，制定出了“谁种谁有，谁开发谁受益”，在税收上实行“减三免三”的帮扶政策。近年来该镇释解人员共开发果园面积达800多亩；三是技术扶持。县安置帮教协调小组协调农业等有关部门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开设优质瓜果种植、食用菌栽培、家畜家禽养殖以及药材种植等门课程，首期报名参加培训人员达42人，每位释解人员通过培训后，都能掌握1—2门实用技术。同时，县关工委及时组织农业科技指导团，经常深入基层进行实地指导，帮助部分释解人员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四是资金扶持。针对部分释解人员回归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发展生产缺乏资金的问题，许多乡镇安置帮教协调小组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通过干部集资、发放小额信贷等形式，积极扶持他们发展生产，鼓励自强自立。如上京镇延京村陈某刑满释放后，帮教小组立即帮其联系了一个可开采的煤洞，并帮助贷款4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如今他不仅成为远近小有名气的煤炭经营户，年创产值20多万元，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而且还帮助解决了包括当地刑释解教人员在内的30余个剩余劳动力。
五、抓好“五个环节”
一是抓早。为了做到把帮教工作向前延伸，县综治委每年都组织人员深入监所开展以“故乡在呼唤”为主题的帮教活动，与在押的大田籍服刑人员进行座谈，组织他们观看专题录像片，激发他们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如服刑人员林某由于妻子和幼子在家没有经济来源，无依无靠，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没能安心改造，帮教团想办法帮助其妻在城区开办一间饮食店，解决其子的入托入学问题，林某深受感动，在改造中表现突出，先后被减刑3次，连续五年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据有关监所统计，去年我县348名“两劳”人员中，表现好的有238名，获减刑108人次，减刑率达31%。二是抓实。在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中，我县采取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挂钩乡镇，乡镇挂钩村，村挂钩户，并紧紧抓住农业综合性开发的有利时机，动员帮助刑释解教人员积极参加，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如上京镇黄城村曾某刑释后，在挂钩上京镇的县委副书记黄少春与有关部门的积极协调下，一次性划给山场30亩，联系果苗1800多株，并出钱帮他解决生产用肥等。如今，曾某开发种植的果园已成规模，走上了守法致富正路。三是抓重点。针对释解人员外出务工增多造成管理难问题，我们一方面采取由乡镇综治办、司法办、公安派出所与驻村干部组成的帮教小组配合，实行定期回访及与其家属探望警示相结合的办法；另一方面采取发函形式与所在地公安、综治部门联系，将其纳入当地的管理与范畴，定期接受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的法制教育和帮教工作，有效地促进了这部分人员的思想转化和预防重新违法犯罪。部分“二进宫”、“三进宫”以及曾经参与杀人、伤害、强奸、绑架、放火、爆炸、劫持、抢劫和集团犯罪等的释解人员，则确定专人负责，严密防范。四是抓难点。近些年，城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这些人刑释解教后就业难度加大，我们在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搞好安置的同时，借助县关工委的力量，组织城区离退体老干部来共同关心帮助这一特殊群体，我县城区成立了8个安置帮教工作片区，每个片区由5至7人离退休干部组成，他们跑劳务市场，找居委会、工商、税务部门，动员城区刑释解教人员到市场摆摊、踩三轮车以及到帮忙公司、个体企业从事体力劳动，同时对具备专业特长的人员采取劳务输出的形式，到泉州、福州、厦门等地安置就业。许多老同志都把做好这项工作当作自己的份内事。五是抓典型。我们注重培植典型，通过发现典型，宣传典型，让刑释解教人员学有榜样，教有题材，有力地促进了安置帮教工作的全面开展。如均溪镇福塘村陈某，发展食用菌生产，现已初步形成规模，年收入近20000元。同时还主动帮助其它释解人员共同走上致富的道路。又如吴山乡吴山村刑释人员陈某从替人家代销水泥到自已办厂，现已发展成为我县规模较大的一家复合包装纸袋厂，不仅安排几十位残疾人在该厂就业，同时还接收了11位刑释解教人员，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为了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致富经验，县综治委专门组织了部分刑释解教人员到陈某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复合包装纸袋厂参观学习，并召开了现场会听取了陈某的经验介绍，使得这些刑释解教人员受益匪浅、深有感触，决心放下包袱，走守法、勤劳致富之路。
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开展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要求，也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抓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发挥有关职能部门作用，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只有齐抓共管，集智聚力，不断开拓进取，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作者：林青旺　林书设　胡建国　地址：中共大田县委政法委　　邮编：366100